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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久了,间隔一段时日,我都要忙里偷闲,放下手头事务,回乡下老家待几天,静下心清一清脑,歇一歇脚,解解乏。
那些夜晚,一挨上儿时睡过的土炕,我便酣然入梦,往往不知天之将晓,呼噜噜一觉睡到天亮,多是被麻雀的吵闹声吵醒。它们在窗外叽叽喳喳,似乎在上早课,你一句它一句,虽有些聒耳,却又颇感亲切。
印象里,老街就像一把丢在地上的破旧的镰,长街是牛肋般的把,短街是锈迹斑斑的头儿,把陈年往事都收割在光阴里,任岁月的风吹雨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老街又窄又短,奇怪的是,我走了几十年也没有走出来。
第一次看到老街时,法桐树已站在它两旁了,高大浓阴。老街到处都是人,拥挤嘈杂,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撒在人们身上,明暗斑驳,那是老街逢庙会。
有的人很有灵气。有灵气的人是聪明人,他们对生活的某一方面有着特殊的悟性,见一般人所不能见,为一般人所不能为。这样的聪明是天赋的,是一般人不能企及的,也是别人所学不来的。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才能成为某一行当的专家和精英。
灵气犹如黑夜长空中的一道闪电,如果你能抓住它,纵身骑上去,你就能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如果你只撕下一点碎片,拿在手里,尽管闪闪烁烁,却还能照亮周围的一片,你至少可以成为那一小片的名人。我在矿上木料厂工作的时候,有位吴师傅,他就是电锯房里的“皇帝”,他的本事就是能在飞快旋转的电锯声中听出电锯开裂的声音。在木料厂,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不听他说的话是要送命的。绞车房有位老师傅,把手伸出来,握住大绳一摆,就能知道大绳是何处生产的,用了多久,还能用多久。这种技术连工程师都佩服。灵气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道光环,使周围的人眼睛一亮。
春天时,我想栽棵树。那棵树栽在哪儿呢?栽在可以栽下一棵树的地方,栽在适宜那棵树生长的地方,也栽在我喜欢的某个地方。
在村子的老井旁,我想栽一棵桃树。春天时,桃花夭夭。在我眼里,桃花既可以是妖艳热闹的,又可以是低眉安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桃花的认知有这样大的反差,或者只是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吧,又或者只是从一首诗、一篇文章中读来的不同理解吧。世上的事大抵如此,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况下,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井栏边的一株桃树,也许符合我对一棵桃树的某些理解和想法,它有世俗的热闹,也有逃离烟火的安静,在春风里兀自美好。静若桃花,艳若桃花,都好。
春天的某个周末,我跟着东南方向吹来的风去踏青。
事实上,开车的时候,所有的风都在车窗打开时吹进来,我在东西向道路行驶时,风向是南北,我在南北向行驶时,风向反过来。唯一相似的是,车窗关上后,风都往后吹,和掠过的山林、毛竹,开满了紫色花的泡桐树一起。
上世纪60年代末,我三四岁时,大别山里一些淘气顽皮的小伙伴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玩,就把各自母亲陪嫁的嫁妆——大圆镜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相互照射,把折射的光照在对方的脸上,让他睁不开眼,才算是自己“赢了”,然后,哈哈大笑。有时候,我们把镜子折射的太阳光照在黑咕隆咚的土坯墙上和潮湿的地面上,不停地晃动,吓得燕子纷飞、老鼠乱窜,家里养的鸡鸭也是纷纷引颈张望,叫个不停。
九十年代初,我在南方一所中专学校读书时,每到中午,男生女生们盛了饭,就迫不及待往门卫室赶,看是否有自己的来信。那些拿到信件的同学,像领到奖品一样,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小欢喜;没有看到来信的同学,则显得很失落。
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也很少,相隔两地的人们彼此间联系的主要方式就是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