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了，又是一年。

皖北平原上，雾比往常沉。我站在阜阳矿业工业广场边上，看天轮在晨雾里转。缆绳上凝了一层白霜，细细密密的。风从井口漫过来，凉飕飕往衣领里钻。庄稼收了，麦子种了，平原上光秃秃的，只剩杨树还挂着几片黄叶。

可地底下是另一番光景。

我跟着早班的工友们往井口走，罐笼开始下降，耳朵先是发胀，接着嗡嗡作响，灯光越来越稀，最后只剩罐笼里这一团亮。到了底，空气明显不一样了，热气扑面而来，混着水汽、煤尘和机油的味道。矿上的人都知道，霜降前后是井下最舒坦的时候，地面凉透了，凉风顺着巷道往里灌，干活不闷。可这“舒坦”两个字，你得到井底下走一趟，才知道是什么分量。

往工作面去的巷道很长，一趟走下来，后背的汗把衣服洇透了。岩壁上渗出的水珠子顺着锚索往下滴，滴进衣领里，激得人一哆嗦。

走到工作面，我看见了老汤。他是综采一队的老工人，五十出头，脸黑，手粗，一开口嗓子是哑的。他正蹲在支架底下检查管路，听见脚步声，抬了一下头，又低下去。同行的人介绍我，他摆摆手，说：“别站那儿，不安全，往后靠。”声音不大，但硬邦邦的，像煤壁。

我问他干了多少年了。他说：“三十多年了。”又说：“霜降这日子我记得清楚。头一年下井，就是霜降前后。那天上来，鼻子眼里全是黑的，洗了三遍澡，水还是浑的。回家媳妇给我盛了碗面，我端着碗就睡着了，面汤洒了一裤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没看清是不是在笑。

老汤有个规矩，最重的活他先上，最险的地方他先看。有一回工作面顶板破碎，矸石往下掉，他把两个年轻人撵到后头，自己拎着工具去处理。队里人说他不要命，他说：“我干了一辈子煤矿，手熟，年轻人上去，我不放心。”

后来听说有段时间矿上搞工作面接替，任务紧，人手不够。老汤没吭声，连着上了二十多天。队里让他歇一天，他说：“活儿在那儿摆着，歇不踏实。”后来队里强制他休了两天，他回了一趟家，又回来了。问他家里咋样，他说：“媳妇熊了我一顿，给我包了顿饺子，撵回来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手没停，嘴也没停。检查完管路，他站起来，工作服前胸后背全是黑印子，膝盖处磨得发亮。腰上挂着工具袋，扳手、钳子、螺丝刀，叮叮当当响。

“霜降一过，腰就提醒我了。”他说，又笑了一下。

我问他，井下这么苦，没想过换个活？

他蹲下来，拿扳手紧了一颗螺丝，拧了两圈，试了试松紧，才开口：“换啥？我啥也不会，就会这个。”他用扳手指了指头顶的支架，指了指面前的煤壁，又指了指自己。“再说，这活总得有人干。”

他说得很平，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从工作面出来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老汤还蹲在那儿，光柱一晃一晃的，照着他弯腰的背影。煤尘在光柱里飘，细细碎碎的，落在他肩上、后背上和安全帽上的划痕里。他蹲的姿势像一块嵌在巷道里的石头，不显眼，可没了它，整条巷道就撑不住。

升井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罐笼往上走，越来越亮、越来越凉，最后井口那一片白光亮得刺眼。我走出罐笼，冷风兜头浇下来，人突然就精神起来。低头看自己，工作服上蹭了一层煤灰，手是黑的，指甲缝里也是黑的。就下了这一趟，走马观花地看了一圈尚且这样，老汤们天天如此。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霜降也好，大年三十也好，天轮照转，煤照出。城里城外亮着的灯，冬天空调里散出的热，有多少是从这千米底下、从这些弯腰的背影里上来的，算不清，也没人算。

我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蹭不掉。煤这东西，沾上了就是沾上了。

走出矿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天轮还在转，灯亮着，井塔上的射灯在夜色里格外鲜艳。我想起老汤说的那句话：“这活总得有人干。”

又是一年霜降。地底下的煤还在往外走，地面上的人把日子往好里过。这两样之间，隔着千米岩层，也隔着无数个弯腰的背影。霜降是收的节气，也是藏的节气。他们把力气和年头藏在地下，地面上才有了亮堂和暖和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