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培均的《李清照》系统梳理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生平、创作、思想演变的轨迹，从李清照的创作与官方史料中，进行词史互证，看见她的幸与不幸，快乐与痛苦，不甘与妥协，还原了一位立体可感的女词人形象。

李清照在词体本身的演变轨迹中，保持了词体“婉约”的当行本色。词体的发展，或可追溯至中唐时期，源头大抵可以分为西北地区的“敦煌词”，也就是唐时西北地区的民歌，因现在大多保存在敦煌的洞窟中，所以才叫敦煌词；另一源头就是中唐文人词，文人对民间歌谣进行艺术化改造，创作了早期的长短句，所谓长短句就是，句式有长有短，不如诗歌的五言、七言工整。到晚唐时期，西南地区出现了西蜀词，这里的词人创立了第一个词派，叫做花间派，东南金陵地区，有南唐词，其代表就是李煜。从中唐到晚唐时期，词体一直都是末流小技，都是一种体格低卑的文学样式。原因在于，词多是伶人乐工所做，用途也多是遣宾娱客，所写内容多是抒发女子内心悲愁，这种内容恰巧适合偎红倚翠浅斟低吟于花间樽前的消遣场景，抒发愁情，风格绮丽，合乐可歌，就是词体的正宗，所以这种抒发愁情的婉约词就被评价为“当行本色”。

同为宋人的苏轼，就进行了破体的创作。苏轼以诗为词，把诗歌言志的传统引入词体，创制了豪放词。与词体相反，诗歌在古代被视作一种高雅的文体，常常要表达严肃的内容，诸如诗人的爱国之情，不平之情，渴望建功立业之情，怀才不遇之情，忧国忧民之情，这些都是“言志”的内容，苏轼以诗为词，就是把这些严肃的情感放诸词体当中，拔高了词体的地位，但是苏轼词常常不协音律，不合乐，不可歌，破坏了词体本身用于歌唱的体式要求。

李清照针对苏轼这种破体之作开始发难，在其《词论》当中，她认为“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乃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诗体有诗体的体式规则，词体也有词体自己的体式规则，词与诗不同，词乃“别是一家”。强调词是不同于诗的一种独立抒情文体，而且词更强调音乐性和节奏感，否则词体就失去了自身的文体特征。

词在宋代，称谓很多。词本是配乐的歌词，故称曲子词，因句式长短不一，称长短句，词的体式特征与汉乐府相似，又得名乐府。这些名称揭示了词体需要伴乐歌唱的特点。宋人作词，认为必得倚声填词，先有曲谱，后又词，遂成作词的不二法门。只是元明以后，与词相配的音乐大多失传，只好以语言的平仄填句，而成为纯粹的诗的别体。于是词的平仄，句式，押韵构成了词律的主要内容。

宋代词体的发展，大致沿着婉约传统与豪放新变展开。词家正脉婉约一派从晏殊、晏几道到张先、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一直到梦窗词的吴文英，他们恪守言情、婉约、协律可歌的词体传统，创制出极其精致的词体。另一派，发端于苏轼，开豪放词词风，至南宋辛弃疾推至高峰。

李清照在词体发展过程中，创制了她独特的词体风格，因其自号易安故称其为“易安体”。易安体语言清新淡雅，又通俗易懂，音律协雅，又擅长将语言变化与声情词情相结合，融创出一种和谐的艺术境界以充分表达情感。李清照词以宋朝南渡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因其生活安逸，家庭美满，婚姻幸福，其词景物雅致，意象清疏，流露出浓郁的温馨之情。后期历经颠沛流离，生离死别，其词一变为沉郁哀痛，开南宋词意境沉博之先声。

李清照词在后世被推崇为当行本色的典范，在词史上也享有颇高的地位，有“直欲压到须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