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南民族学院教授（今西南民族大学）何宁先生（1925—1999）是《淮南子》研究的知名学者，生前历时“十年膏烛”而撰成《淮南子集释》一书，嘉惠学林甚深，为现代“淮南子学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何宁先生在《淮南子集释》“自序”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并对绝代奇书《淮南子》进行了言简意精、别具心识的评议。他的学术思考，既为学界研究《淮南子》留下了值得重视的学术史文献，也对当代学人进一步研讨《淮南子》的思想文化价值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通观“自序”，可知围绕《淮南子》研究，何宁先生着重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评议《淮南子》思想及文风的特点。何宁先生回忆说：“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余于四川大学从杨明照先生读《淮南》，喜其书博大而元本道德，其辞奇峭俊拔，沉博绝丽”。“元本道德”是他对《淮南子》思想的基本定位，这与东汉学者高诱所言《淮南子》全书“讲论道德”“其大较归之于道”的看法相呼应，也即是说，他认为《淮南子》乃是秉持道家立场而论说的思想文本，其理论之根源及根脉系于道家。对于《淮南子》的文风，何宁先生特别指出两点：一是此书内容“博大”，二是其文辞“奇峭俊拔，沉博绝丽”。实则这两点是密不可分的。高诱即曾言《淮南子》“焘天载地”“无所不载”，又言“其文也富”。因淮南王刘安及宾客们追求著述旨趣及内容的“博大”，以此显扬“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的理论意图，故《淮南子》一书包罗万象，内蕴厚重，文风“沉博”。加之刘安等人又喜好辞赋之学，深受楚辞之风、庄子之风的浸染，是以所著《淮南子》特为讲究文采，全书二十一篇时见糅其雕蔚、摛藻华美之处，为后世文人墨客所瞩目（明代尤为其著）。何宁先生所说“奇峭俊拔”便是指《淮南子》文辞具有古朴奥涩、不拘陈言的特点，而“绝丽”之评语，更是揭示出其书崇尚华采、雅致精美的优长。对《淮南子》思想及文风的评议，何宁先生可谓是言简意精，切中肯綮。
二是评议《淮南子》的历史流传情况及清代以来学者校理《淮南子》古籍的得失。何宁先生在“自序”开篇即言：“淮南王书，诸多流失，盖历二千年传钞传刊，展转致误，实使之然”，指出《淮南子》一书历史流传的复杂性：其一有“诸多流失”之缺憾，其二有“传钞传刊，展转致误”之流弊。缘于此，他充分肯定清代以来学者校理《淮南子》古籍的功绩，认为：“乾、嘉以还，尽心思学力于此书者，颇不乏人，高邮王氏，德清俞氏，其尤有可观者也。二十年代初，刘文典教授甄综清代诸家之说，为《淮南鸿烈集解》，世推详核，其用功固亦勤矣”，特别指出了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读书杂志》、俞樾所著《诸子平议》、民国时期刘文典所著《淮南鸿烈集解》等书的学术成就。对清代王念孙、俞樾等前辈学人，何宁先生不独是推崇其校理《淮南子》的贡献，还揭橥出二者的学术不足，认为王念孙“每有重引证而疏于上下文义者”（引4例以证之），俞樾则“尤多臆说难据”（引3例以证之）。与肯定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有别，何宁先生对民国时期刘家立所著《淮南集证》则做出了批评，认为后者“多依王、俞说轻改原书，或不言所据，臆为窜易，不足为训”。尽管何宁先生对《淮南集证》批评较重，但从其所著《淮南子集释》来看，书中肯定和择取《淮南集证》的观点处也时有所见，非是全然不加分析的否定。此外，何宁先生对吴承仕、杨树达、向宗鲁、马宗霍、于省吾等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亦十分推崇，称扬后者在校读整理《淮南子》古籍上“或厝意于原文，或留心于训说，或书刊面世，或钞本流传，各有发明，咸多匡正，亦云盛亦”。总的来说，何宁先生认为从清代以来，学者们对《淮南子》的文献学研究取得了颇为斐然的成绩，为这部绝代奇书的更好保存和流传创造了难能可贵的历史条件，功不可没，应被铭记。
三是回顾自身研治《淮南子》的曲折历程。何宁先生自言其治《淮南子》经历了一番人生的曲折苦楚，虽建国前“从杨明照先生读《淮南》”，已对该书有所“喜”，甚而“昕夕讽诵，有怀研习”，立志于展开专门研究，但世事弄人，“建国后，运动频繁，无暇是及，十年动乱，斯文陵替”，以致学术荒废，心愿难了。对此，他慨叹说：“每念学业荒疏，而须眉渐白，殊耿耿也”。幸而事有转折，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走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何宁先生怀抱“东隅虽失，桑榆未晚，为之犹贤于博弈”的心态，终能“始复留意旧业”，得偿夙愿，重新研治《淮南子》。何宁先生对自身学术生涯的回顾，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被视为是对《淮南子》所论“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的一种特殊的历史之亲证体验。
四是对撰著《淮南子集释》的治学意图及态度有所阐明。何宁先生“素谂著书匪易”，故其对待前人《淮南子》研究成果既持尊重态度，又具谨慎之思，是非之间，均先有剖判而后裁取之。正是在指出清代王念孙、俞樾等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何宁先生继而阐明自己撰著《淮南子集释》的治学意图及态度。他说：“以博洽如王、俞，犹不无疏失。宁《集解》之后，妄欲学步前贤，思竭绵力，更为综辑，上起乾、嘉，下迄当代，名为《集释》。其于帝虎余存，燕书待正，管蠡所及，间附微意，以就正于通人。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智固难周，庶几千虑之一得”。由中可知，“学步前贤，思竭绵力，更为综辑”，是何宁先生的治学意图所在，“管蠡所及，间附微意，以就正于通人。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则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因有此可贵的意图及态度，何宁先生方能历时十载而著成学术力作《淮南子集释》，为二千年“淮南子学史”的新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以上四个方面，便是何宁先生在《淮南子集释》“自序”中所谈主要内容。尽管“自序”并非长论，但却简而有要、蕴涵丰富，实为一篇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文献。何宁先生平生关于《淮南子》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淮南子集释》一书，专题论文殊少，仅见1985年刊发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读〈淮南子〉偶拾》一文，是以《淮南子集释》“自序”对其来说，不啻为集中论述关于《淮南子》研究的基本看法的代表之作。自1998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淮南子集释》后，何宁先生不久即遽归道山，从此，“自序”在内的《淮南子集释》也便成为何宁先生研治绝代奇书《淮南子》的学术“绝响”。时至今日，再读该文，既令人感佩前辈学人治学之不易，又使人不得不深思其所论之精义，不由不重视这一篇“淮南子学史”上言简而意当的现代“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