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曾以合纵之势覆压海宇的六国，为何不敌秦国？对此，历史学家早有评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楚国为例，认为：“怀王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然后，司马迁又以张仪“六百里与六里”的故事，以责楚之不明，而受秦连横之败。
而宋代苏辙则认为，韩、魏的地理位置是决定六国合纵成败的关键。
由此看来，人之祸，地之蔽都是六国合纵失败的原因，而根本原因还是六国人心之散。
早在春秋初期，大大小小共有一百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末期，大国仅剩七个，史称“战国七雄”。七雄中，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吞并八方、一统天下之心。
最南面的是楚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公元前506年吴楚之战和公元前278年秦楚之战，楚顷襄王及朝廷一蹶不振，仓皇北顾，将政治中心从长江流域迁至淮河流域，以避秦锋；齐国东近沿海，盐业支撑国家经济命脉，成为六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秦“远交近攻”的策略影响下，却仰仗秦人，习惯于“壁上观”；赵国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占据高原，俯瞰六国，拥兵自重；魏国是最早强大起来的国家，占据中原，沃野千里，极具先发优势，却妄自尊大。
纵观会盟的六国君主，楚国从楚怀王开始，六代君主基本都是昏庸无能之辈，且战且退；齐国从齐愍王开始，也是庸君当道；魏国只有战国初期的魏文侯算是一代雄主，之后的君主，要么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要么就是享乐玩物，如魏惠王，就是个玩乐、围猎的高手。到了关键时刻，虽有少数国家不堪凌辱而想奋力抗秦，但要么力所不及，要么积重难返。反之，秦国从秦孝公开始，经历了惠文王、秦武王、昭襄王、庄襄王、秦始皇，一代接一代，“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秦六代国君，都是励精图治、出色的君主。
六国看到秦不断强大起来，魏国率先发起“五国会盟”，联合其他五国，图谋灭掉秦国。而此时魏国宰相庞涓，就是后来被孙膑聚歼于马陵道的魏国驸马，却有自己的长远打算，先借他国之力灭秦，然后再逐一消灭剩下的五国，完成统一霸业。由此包藏祸心的东道主领导联盟，自然是各有各的打算，怎会有战斗力呢？
公元前237年，也就是楚相春申君黄歇被害的第二年，秦王嬴政和国相李斯定下了一统六国的大计，开始了他们的“先胜而后求战”的十五年征战计划，实际只用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统一。
那时，人们只看到秦国的强盛，是实施了商鞅变法，可楚国也有过吴起变法，魏国有过李悝变法，齐国和韩国也推行了变法，最后只有秦国变法使国家强盛了起来，说到底还是国家治理问题。除了变法，秦国有三对“明君+能臣”的绝配组合，在保障和助推变法的实施，正是有了他们接力式的励精图治和资本积累，才使秦国具备了兼并东方六国的实力，为秦始皇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对最佳组合是秦孝公和商鞅。秦孝公继位不久，下了一道“求贤令”。那位旷世奇才商鞅，原名卫鞅，从魏国来到了秦国。秦孝公与商鞅相见，一谈就是三天三夜，共谋兴国之策。商鞅侃侃而谈，思潮汹涌，呼啸奔泻，流淌着自己，燃烧着自己；而作为国君的秦孝公，则如空谷沧海，接纳着他无尽的奔流。俩人惺惺相惜，肝胆相照，自此，秦以“商鞅变法”为契机，开启了大秦帝国往后一百五十余年辉煌的新篇章。
秦惠文王和丞相张仪是第二对最佳组合。如果说商鞅的大手笔是“内政”，那么，张仪最大的贡献是“外交”。“连横”作为秦国主要的外交军事手段，张仪是主要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他极其善于游说，推动与东面各诸侯的结交，以瓦解六国的“合纵”攻秦的联盟。当时“合纵”的操盘手是公孙衍，名声和影响力不下于张仪。两个人在斗法，两种策略在博弈，最后还是“连横”彻底瓦解了“合纵”，这是因为“合纵”的六国集团，各自心怀鬼胎，时刻将自家利益放在首位，导致“合纵”最终破产。
秦的第三对绝配组合是昭襄王和丞相范雎。昭襄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他上承秦孝公商鞅变法的图强之志，下开秦始皇统一中国帝业的辉煌。而作为丞相的范雎，他的大手笔是“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是主张将相近的韩、赵、魏等国，作为秦进攻和兼并的主要打击目标，同时与齐、燕等国保持良好关系，以形成东西夹击的威慑之势，“使天下皆畏秦”。
正是秦六代君臣励精图治、精诚团结、锐意变法，使秦国取得了军事和外交上的极大成就，同时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基本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实力，造就了“东出马踏六国，归来鼎定天下”的局面。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盛，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赓续奋斗，才能鼎立于世界。战国时期，六国的灭亡，韩、魏等国的地域固守，国君明于忠臣之分固然重要，但六国没有注重自身建设，没有形成持续强大的“合纵”力量，才是日趋于亡的根本原因。
秦国定下统一六国大计是在楚国发生重大变故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41年，春申君佩五国相印率军第五次合纵攻秦，结果功亏一篑。为避秦锋，楚考烈王将都城迁往寿春，迎来了一片新的辉光。尔后，春申君远去了江东，在那里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极其难得的战略机遇，可楚国让这个机遇悄悄溜走了。
历史不容假设，往往会让人扼腕叹息。假如楚迁都寿春后，君臣一心，内修政理，外树形象，重武强军，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则秦楚胜负，或未易量。秦将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不是被项燕率军大破吗？假如春申君尚在，秦或许不会冒然定下统一六国大计。退一步看，假如楚军死战不利，可退守到他们的大后方——江东，偏安一隅，与秦抗衡。江东有天堑长江之险，有春申君十多年的开发基础，有辽远的山河土地，这是其他五国所不能企及的，遗憾的是，楚迁都寿春后，朝政没有这样的战略方案，而春申君作为令尹竟数年在外，不常参与朝政，让奸佞小人有机可乘，以至家破国亡。
当然，分久必合，是历史规律，国家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早已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但我们从六国合纵的失败和亡国的哀鸣中，或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