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淮南人喜食汤锅，咸鲜辣的味道咕嘟咕嘟慢火炖进了汤里。从武王墩的大鼎到淮南街头的牛肉汤锅，两千多年的光阴味道，仿佛也被炉火熬成了浓郁的甘香。

今天的人们一定很好奇：考烈王的饕餮盛宴上，会用到什么调料，又是什么味道呢？

武王墩墓的东一室像极了考烈王封存千年的“厨房和餐厅”。出土的一百五十余件青铜器，涵盖鼎、簋、簠、敦、钫、壶、甗等各类宴飨与祭祀器具，还有百余件漆木质饮食宴享用具，为研究楚国宫廷烹饪技艺提供了直接物证。

猪、牛、羊“三牲”，狗、獐、梅花鹿等“野味”，青鱼、鲇鱼等水产，葫芦、栗子、梅子、生姜、花椒等果蔬与香料……这些琳琅满目的食材在大鼎中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变成楚国大厨精心烹制的“硬菜”。

大量梅子与肉食搭配，很可能是用来调味去腥的。梅子富含果酸，口感酸甜，可用作汤羹的调味品；又富含清香，利于消减肉的腥膻之气。早在殷商时期，古人便将梅子捣碎成浆汁，称作“醷”，用以去腥增鲜。楚人深谙此道，梅子用来去腥添酸爽，让醇厚的肉味多了一缕清亮的回甘。

武王墩中生姜的出现并不意外。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穆天子传》中记载，“桂姜”作为名贵香料，与黄金、贝带一起被周穆王赏赐给部落首领。《论语》也有“不撤姜食，不多食”的记述，足见生姜早已进入华夏先民的日常食谱。

楚地卑湿，生姜不仅去腥增香，还能驱寒除湿，契合楚人的饮食习惯与养生之需。生姜与鼎内的雉鸡、黄牛等肉类一同经历了高温烹煮，辛辣去腥、增香提味，是两千年前楚宫厨房里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花椒除了祛湿气，在墓葬中还有防腐驱虫的功效。彼时中华民族的餐桌上还没有辣椒，辣椒的传入是一千多年以后明朝的事了。楚人用生姜和花椒来营造辛香风味，用梅子增添酸爽，再加上盐等调味品，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五味调和”体系，《楚辞·招魂》“大苦咸酸，辛甘行些”的诗句有了生动注脚。

与花椒一同出土的香料作物还有锦葵。这种植物的花朵富含挥发性的芳香物质，今天的人们还用它来制作香茶。锦葵在武王墩墓中可能是以花果入药或以种子熏香，堪称考烈王香料谱中的点睛之笔。

武王墩的青铜器不仅提供了上述食材线索，还揭示了楚国的烹饪方式。先秦时期，鼎一般用作烹煮器，簋、簠、敦等则属于盛放器。鼎中发现的炖牛排、栗子烧肉、葫芦雉鸡等荤素搭配、调味恰当的精致菜肴，反映了楚国宫廷饮食的考究。

文献记载，楚人采用炮、煎、羹、蒸、卤、脍等十余种烹饪手法。其中，“炮羔”的做法与西周“八珍”中的“炮豚”相似。将羔羊裹以泥巴煨烤，再经炸、炖等多道工序，工序繁复，火候极难把控，需要庖人高超的烹饪技艺。

“蒸”则是楚人另一项引以为傲的烹饪技艺。武王墩墓中出土了五件青铜甗，数量之多在战国同时期墓葬中极为罕见。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蒸锅，下部为鬲或鼎用以烧水，上部为甑底有箅孔，水沸时蒸汽升腾，将食物蒸熟，与今天的蒸锅几近相同。

在武王墩食物遗存中，还发现了《周礼》“八珍”之首“淳熬”和“淳母”的蛛丝马迹。古人将煎煮过的“醢”（读音hǎi，即用牛、羊、雁、鱼等发酵制成的肉酱），浇盖在稻米或黍米蒸饭上，分别称作“淳熬”和“淳母”。有时还要浇上一勺动物油脂，让肉酱的咸鲜与油脂的醇厚都深深渗入米粒中。武王墩中食材俱备，当年考烈王的厨房中很可能制作过这种传说中的高档珍馐。

楚人还将蒸与炖结合使用：鼎中炖煮的牛排、栗子烧肉，是长时间慢火煨制的成果；青铜甗中的蒸食，则利用水蒸气迅速熟化食物。一炖一蒸，一慢一快，体现了楚人对火候的精准把握。

楚人还讲究原料的选择，以楚地所产的新鲜水产、禽鸟、山珍野味为主，烹调过程中重视刀工和食材搭配。

从武王墩墓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考烈王的餐桌上不仅有牛、猪、羊、狗等家畜，还有獐、梅花鹿等野味，以及鸭、雉、青鱼、鲇鱼等多种禽鱼。在部分鼎中，黄牛肋骨与鱼类混合炖煮，荤素相济，鲜香互渗，这样大胆的配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创意。

看着这些千年前的各色食材和香料，仿佛能闻到那穿越时空的味道——那是鼎中炖煮的肉香，是甗中蒸腾的饭香，是梅子的果酸，是姜椒的辛麻，它们共同书写了一部青铜之上的楚国烹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