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重心在模型和算法，提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
■南京成立人工智能（软件）产业攻坚办，打造“全国软件产业智能化第一城”
■宁波剑指“人工智能+制造”全场景开放创新高地，靠的是完整的工业门类和大量可开放的产线场景
■温州成立全国首个专门的“人工智能局”，探索将人工智能引入传统产业，建设“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第一城”
■苏州专门推出人工智能地方立法，制造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数据资源充沛是优势
■常州依托当地新能源产业链的密度，谋划打造“智能体+场景应用”示范城市
■无锡着眼于“‘人工智能+’标杆城市”，背后是物联网和集成电路两大产业
8月21日，温州举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会。会上，温州提出系统谋划实施“八个先行”，从合规保障、token服务到未来人居、区域联动，通过一套组合拳，提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
人工智能时代，提出类似目标的不止温州。放眼长三角，几乎每个城市都在给自己找一个独特的标签——第一城、先行市、标杆城市……这样的表述不仅是一句口号，也试图为产业发展锚定新的方向。
表述各有侧重
7月24日，十二届上海市委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的意见》，将“治理”提到与“发展”并列的高度。当前，上海正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助力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苏浙皖三省的表述各有侧重。江苏聚焦“人工智能+”，提出三步走行动方案，力争到2035年建成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产业新高地和融合应用先导区”。浙江的目标是“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今年7月的浙江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创新浙江建设“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安徽以“人工智能+万物”应用行动为抓手，用“十百千万”工程拆解目标，试图“抢占人工智能发展新位势”。
具体到城市一级，虽然多地都有类似“第一城”的雄心，但在具体目标上有所差异，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各自的家底。
杭州的重心在模型和算法。去年底，杭州提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将全力推进包括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枢纽建设、具身智能融合创新枢纽建设、人工智能制度创新枢纽建设在内的三大专项行动。
南京在软件赛道颇有建树。2025年，南京软件业务年收入规模约为10200亿元，在此基础上，南京成立人工智能（软件）产业攻坚办，谋划推进“人工智能+软件”产业创新发展，打造“全国软件产业智能化第一城”。
更多城市将落地放到制造业上。宁波剑指“人工智能+制造”全场景开放创新高地，靠的是完整的工业门类和大量可开放的产线场景。温州在原数据局基础上加挂人工智能局牌子，成立全国首个专门的“人工智能局”，探索将人工智能引入电气、鞋服、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产业，建设“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第一城”。
苏锡常都将“人工智能+”作为着力点。苏州的定位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城市”，并专门推出人工智能地方立法，制造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数据资源充沛是苏州最重要的特色与优势。常州依托当地新能源产业链的密度，谋划打造“智能体+场景应用”示范城市。无锡着眼于“‘人工智能+’标杆城市”，背后是物联网和集成电路两大产业，当地的想法是不做大模型赛道的追随者，从“制造之城”转向“AI之城”。
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
各地的“小目标”不同，在具体答法上自然有所差异。
从当前格局看，上海的落点在治理与策源，杭州的重心是模型与算法，其他更多城市则专注应用和场景，这本身就是一种区域分工与错位竞争。
分开来看，各地的策略还有更多细节。温州的路径值得一提。在数据安全方面，温州有先发优势，已归集公共数据超1500亿条，落地司法、医保等54类全国性数据源。以此为契机，温州试图解决企业数据“不敢用”的问题。合规先行，企业才能放心入场。
此外，与之所配套的“AI行业翻译官”也是少见的做法。由熟悉产业的技术专家组成“翻译官”，帮助当地传统制造业将模糊的生产痛点转化为可执行的AI应用场景，并开展“AI赋能万企”场景开放专项行动。
宁波同样将目光锁定在场景上，并将场景开发进一步做实成制度。7月初，宁波印发《关于支持场景创新的若干举措》，全面梳理可开放场景机会，建立常态化场景开放机制。同时，宁波还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场景实验室”，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等开展前沿技术场景创新试点。
还有城市押宝算力。例如，无锡提出“芯算联动”，希望形成芯片与算力的闭环。去年9月，无锡发布城市智算云中心节点，为摩尔线程、申威、太初等国产智算芯片提供验证环境。同样是建智算中心，无锡把它同时当作本地芯片的试验场。
不过，热度之下，部分风险值得警惕。很多城市对企业痛点的概括高度接近。温州的总结是“不敢用、用不起、怎么用”，宁波在印发“人工智能+制造”行动方案时，市经信局的提法是打破企业“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的共性难题，其他不少城市也有过类似表述。与此同时，各地政策的重合度明显上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算力券、模型券、语料券等“三券”几乎成为标配。OPC的支持政策也在趋同，建社区、办训练营、发补贴等，配套动作大同小异。
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或许应更有针对性和想象力；另一方面，除政策支持外，还要在产业配套、人才密度和落地速度等多方面持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