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圣王理想政治典范在《淮南子》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原道训》关于“道”的本体化论述之后。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们意图将“覆天载地”“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的形而上之“道”，通过理想化的“泰古二皇”（高诱、许慎均注“二皇”为“伏羲、神农也”）之治，从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具体展现出来，以此实现由“道”论“治”、执“道”为“治”的政治理念转换，为汉代统治阶层反思与探讨“道”的工具性、致用性、实效性问题，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的为政思路及方略。
《原道训》对“泰古二皇”之治的理想化描述，主要体现在“道体”和“道用”两个方面，而且始终将此二者紧密结合于一体来进行阐论。
《原道训》先云：“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继而便言：“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钧旋毂转，周而复匝。”刘安等人伊始即将“泰古二皇”之治视为“得道”的体现，而且是能够“得道之柄”，执“要”为治，故能“立于中央”“以抚四方”。刘安等人的论述，与《原道训》开篇关于“道”的本体化阐明相较，很显然更为面向帝王治国的实践，也隐含着对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现实的理论反映，期望中央“汉廷”与地方“诸侯王国”之间能够维系汉初以来因黄老政治而形成的宽松格局，继续呈现出“汉廷”“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的开明状态。也因此，刘安等人对“泰古二皇”的“得道”之治进一步给予了形象描述，认为其能带来“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的理想化效果，产生出神秘化的瑞兆效应。而且，刘安等人还期冀这种“得道”之治能够“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钧旋毂转，周而复匝”，恒久不变地存在发展下去。
《原道训》对“泰古二皇”之治的描述还不止于此，其又云：“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呴谕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觡生也，兽胎不贕，鸟卵不毈，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蜺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刘安等人明确将“泰古二皇”之治得以实现的理论根由，诠释为自然主义的“无为而治”，认为理想的治世发展是体现道家根本理念及精神的产物。在《原道训》对“泰古二皇”之治这种更为具象化的世界图景描述中，“得道之柄”促成的“神与化游”的政治状态，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性、伦理性蕴涵，“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由此，理想的治国状态同理想的治世状态有机融合起来，成为道家化天下大治的理想境界追求。在刘安等人看来，形而上的“得道之柄”最终是以形而下的“含德”之术来体现和反映的，这正符合其在《要略》里所提出的“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的撰著宗旨与论治理念。由论“得道”而倡“含德”，由论“执要”为政而倡“无为”之治，《原道训》对于“泰古二皇”之治的描述，以理想化、具象化的方式阐明了汉代道家自然主义的政治观、社会观、天下观，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先秦老庄道家或过于玄虚抽象、或过于游世不经的论“道”、论“治”路径，内在反映出西汉统治阶层面向大一统政治发展现实而迫切谋求长治久安之术的理论诉求和实践取向。
刘安等人在《要略》中言及“著书二十篇”根本上是为了“穷道德之意”，以达到“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的目的。因此，《原道训》作为《淮南子》一书的“道论”纲领，必然首先要对此有所体现，而围绕“泰古二皇”之治所展开的论述，正是全书为阐明道家自然主义的“无为而治”而作出的第一个具象化、理想化的事例证明。这也是刘安等人在《要略》中所主张“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的论治原则的具体表现。从中可见，《原道训》对“泰古二皇”之治的论述，实有其特殊复杂的理论意义，既承载着刘安等人对道家理想主义政治的期许与追求，也反映其力求将道家形而上之“道”推阐为形而下之“德”，进而具象化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理想化的为“治”图景，以此深刻影响西汉王朝统治者的理论动机。
从刘安等人对“泰古二皇”之治的论述里，亦可初步探察到《淮南子》所代表的汉代道家“道治”理念，同先秦老庄道家、黄老道家的异同之处。刘安等人对“道”何以为“治”的理论思考与阐明，比先秦老庄道家更多出了“执要”为治的黄老功利意蕴，同时较先秦黄老道家又更坚守了一些极端自然主义的理想价值，其亦“老庄”亦“黄老”、兼用先秦“老庄”“黄老”理念的汉代新道家色彩十分突出。显而易见，刘安等人从《原道训》开篇论述“道体”之后，即着眼于西汉王朝现实发展的为“治”需求，尝试与探索对先秦“老庄”“黄老”政治哲学及治国理念有所融合贯通、兼采用之，以“备”其独特的汉代大一统的“帝王之道”。如果说“泰古二皇”之治，因传说时代的“泰古二皇”而具有理想化，甚至空想化的“乌托邦”色彩，那么在此种看似距离现实较远的理论外壳之下，潜藏的却是最为实际的政治诉求，那就是刘安等人对汉初以来黄老政治的强烈思想认同和实践坚守。作为西汉前期最为重要的地方诸侯王之一，如何在日益强大的皇权迫近之下，求得务实可行的安国存身之道，实乃淮南王刘安最大的政治隐忧和理论关切。《原道训》开篇不久即对“泰古二皇”之治进行理想化描述与黄老化诠释，观此而论，就显得颇为耐人寻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