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地区的楚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楚入江淮以后才发生的，融合江淮土著文化而发展的。约五百年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春秋中期，即楚入江淮的前期。楚此时虽进入江淮，但作为外来文化的楚文化在这个地区还没有形成融合和取代土著文化的趋势。从出土文物看（主要指青铜器），至少土著文化还占有绝对优势。

春秋晚期，是楚入江淮的中期。楚文化开始进入江淮，并与江淮土著文化发生融合。此期虽有吴、越介入，但在文化方面未起什么影响作用。

战国初期蔡昭侯26年，避楚就吴迁都州来——即下蔡的境地。蔡国从迁都到州来至公元前447年被楚灭掉，仅46年。葬器的出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出土文物史上少有的。成套的礼器，成组的乐器，大批的车马器，制作精美，花纹瑰丽，不仅是研究青铜器重要和较完备的材料，考古专家把“蔡器定为楚系”，解决了一些器物系位、名称问题，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字、音乐、美术、工艺、交通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最好材料。

楚灭蔡为楚入江淮的后期，是楚文化在淮上发展的鼎盛时期。屈原作为楚文化的代表诗人，以极大的爱国热忱，用爱憎分明的诗词歌赋，抨击时弊，讴歌进步，其艺文作风对后世影响极大，对汉文化的影响起决定作用。1953年，屈原作为楚文化的代表“爱国诗人”，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可以断定，没有屈原及其著作，即没有“淮南国文化”与“建安文学”。

近年，更有不少专家学者论述楚文化的特殊成就及其对战国、秦汉文化的影响，指出：“楚文化影响后世之大，以至征服了汉代文化，是汉代文化的直接来源。”楚文化是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的特殊文化，屈原的作品便是这种文化的集中体现。总之对楚文化的成就、作用估价十分之高，甚至超过了中原文化。

由于楚避秦东迁，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徙都寿春，寿春作为楚都，成了“楚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反映的集中表现地。从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陶器、漆器等都与两湖地区楚文化相同而又有改进的文化面貌与特征。1933年寿县朱家集出土了大批的楚青铜器，蔡侯墓出土的青铜器是寿县出土的第二批青铜器群。大部分青铜器有铭文，多蔡侯字样，可确定为蔡昭侯墓。铭文最长者达90余字，这些铭文说明了当时蔡国的历史情况，也提供了春秋中晚期蔡、楚、吴三国关系的种种资料，为研究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提供重要资料。如淮上原属吴，归楚后，吸收吴文化因素，制出的剑带血槽；方鼎演化成圆鼎带盖，素面蹄足；铜方壶演变等。“进入战国后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却消失了，被与武王墩墓风格相似的楚文化特征竖穴土坑墓所代替，楚式棺椁代替独木棺，此前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主的随葬品也被楚文化特征的陶器、仿铜陶礼器、人俑、漆木器等所取代。这些现象表明，在楚国历史的后期，楚文化在整合南方和东方文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楚人灭了越国、驱逐了越人以后，在吴越地区楚文化不是继承越文化，而是覆盖了越文化。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在吴越地区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是前后相继的，就像是三叠层一样，然而它们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替代与覆盖。武王墩墓的资料为我们探讨楚国如何经营东方地区、楚文化如何整合东方和南方文化，进而认识楚国、楚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提供了重要实证史料。

寿春汇聚楚文化诸多因素之精华，如楚寿春城遗址的建筑艺术及其宏大规模；引进水稻的栽培与芍陂的开拓；楚金币“郢爰”的铸造与发行；“鄂君启节”的使用，标明楚国商业、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与发达；大量青铜的冶炼与青铜器的铸造，融文字、书法、镶嵌于一炉，如“鄂君启金节”“大府铜牛”“栾书缶”等。即便是蔡侯墓、楚王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大量的炊餐具，窥其春秋战国时期的吃穿住行，也充分反映楚地物质文化生活的实际水平，从而显示楚文化的先进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武王墩墓，迄今为止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高等级墓葬，为今人揭开了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神秘面纱。楚国丧葬习俗、社会等级与礼乐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珍贵资料，通过精细化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得以窥见古人的衣食住行、祭祀、娱乐和科技水平，以及楚国宫廷的职官设置等历史信息。

楚文化虽然以秦统一而告终，但作为楚文化这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意识形态文化，是不会随着朝代消亡而消亡的。它已经并必然作为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遗产而惠益寿县、安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