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研究唐代藩镇，有助于学者增进对唐朝的了解，尤其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军事制度、经济模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理解唐代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同时，研究唐代藩镇，还可以为后世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唐代藩镇研究》一书正文十三章，引言一章，另有附录四章。引言部分概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对藩镇问题的认识，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藩镇，在一般读者眼里，几乎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一部藩镇史似乎就是混乱割据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十三章正文分别讨论唐代藩镇的形成及其与肃代之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关系、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藩镇的类型划分与动乱特点，藩镇割据长期存续的原因、藩镇的若干军政制度与财政问题、藩镇的进奉等，力图从各个侧面描述唐代藩镇的真实情况。附录四章分别为唐节度使始置年代的考订、武则天废监军制和“进奏院状”的辩误以及《唐代藩镇动乱年表》。

过去，人们常常把“藩镇”与“割据”联系在一起，把藩镇与唐王朝视为敌对势力，这些看法太过简单绝对。作者将藩镇划分为了四种类型，分别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作者指出：“河朔型以外的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都是非割据藩镇。”中原型藩镇是为防御镇遏河朔藩镇而设，同时担任保护东南漕运之职；边疆型藩镇是为防御吐蕃和西南少数民族而设；东南型藩镇供给朝廷以财富，是维持唐朝生存的生命线。而河朔藩镇是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它具有企图摆脱中央集权的政治倾向，但又不否定中央统治，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也得到了施行。由此即可看出，“藩镇割据”只是藩镇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藩镇均与“割据”挂钩。正如宋人尹源所言：“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此外，在唐代宦官监军、河朔要求割据的原因以及辟署制度等方面，作者也进行了驳议。

唐代宦官监军方面，过去诸多学者认为唐代宦官监军是挠权干政、贻误戎机的消极事物，而作者认为监军制度是中央政权监督将帅、控制军队的一种手段，并通过论述宦官监军的出现、组织制度及作用来对其予以证明。河朔要求割据的原因方面，过去有人认为河朔的民族特点即河朔的“胡化”是其主要原因，作者以为不然，并通过探讨河朔藩镇割据的三个最基本特征来对其进行辩驳。辟署制度方面，有人认为辟署制度助长了藩镇割据问题，作者对此予以否定回答，并在第十一章《唐代藩镇使辟署制度》里做了详细论证。

在附录里，作者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唐代节度使一官始置于何年、武后是否废除监军制以及“进奏院状”是否为报纸。

附录一中，作者认为唐代节度使始置于景云二年（711），这一观点来自《通典》《唐会要》《新唐书·兵志》。针对司马光“节度使之名始于薛讷”，作者对其持否定看法，并以《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等为其解答。附录二中，作者指出武则天不可能根本废除监军制，对于《资治通鉴》、《通典》、《唐会要》等涉及武后废除监军制的书籍，作者做出了解释。附录三中，作者认为将“进奏院状”视为报纸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莫大误会，并指出“进奏院状”是公文而不是报纸，作者通过对两份文书的考释以及对进奏院的解释来予以证明。

写作风格上，首先，作者注重吸收过往史家的合理见解，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其次，注重历史背景，如第九章《唐代藩镇宦官监军制度》中，详细探讨了宦官监军的出现背景。最后，注重数据的整理，如第四章《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中表格多次出现。

结构上，清晰严谨。在论及藩镇时，作者将藩镇划分为四种类型，并按顺序一一介绍了四种类型的藩镇；在论及唐代藩镇军将职级时，分点论述八个职级；分析宦官监军制度则采用“背景-内容-职能-影响”的方式。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便于读者的理解。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本书与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是唐代藩镇研究领域的两座高峰。两书均认为：藩镇既威胁了唐王朝的统治，又对唐王朝的统治起到维护作用。后者资料丰富，其中尤以《唐代藩镇总表》为重，该表几乎将唐代藩镇网罗在内，为全书的统计分析提供了支撑，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而前者以《资治通鉴》为准，收录了从玄宗天宝九年（750）至昭宗天祐三年（906）的藩镇动乱事件，符合统计学中“整群抽样”的原则，反映了唐代藩镇动乱的基本面貌，便于后来研究者对藩镇动乱情况的研究。

本书是一部具有扎实史料和多重视角的著作，对唐代藩镇史起到了重构作用，是唐代藩镇研究的典范之作。本书不仅填补了过往对藩镇类型、动乱特点等薄弱环节的空白，打破了传统“藩镇即割据”的刻板印象，还跨学科地深化了研究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