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三种方式，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地命名是其中之一。夏商时期的斗鸡台文化就是淮南市域内唯一以这种方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单元。

2024年10月，淮南日报记者采写的《淮夷文明的见证：探寻楚王斗鸡台遗址》提到，“陈列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的文物揭示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文化，其文明精髓在商周时代的王朝更替中得以传承与发扬。然而，斗鸡台遗址所呈现的文化面貌却与二里头文化大相径庭，它独特地代表了淮河流域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商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记者在报道中准确使用了“大相径庭”这个成语。

成语出自《庄子·逍遥游》：“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径是门外的路，庭是厅堂前的院子。引文大意是，听楚国狂人说话，越听越离奇，感觉既像是天上的银河无边无际，又像是门外的小路和门内的庭院之间差距极大，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大有径庭”演变为“大相径庭”，形容彼此相差太远，或者矛盾很大。记者文中的表达显然是前者。

1933年，考古学家李景聃、王湘在寿县双桥镇大郢村发现了斗鸡台遗址。1982年和2014年先后两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斗鸡台聚落遗址”展板介绍说：“斗鸡台遗址文化堆积内涵丰富，上至龙山文化下至商周时期。其中，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特别丰富，文化面貌又与二里头文化有显著区别，被称作‘斗鸡台文化’。以斗鸡台遗址为代表的‘斗鸡台文化’是淮河流域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是淮夷文明的重要证据。”这就是付莉荣想表达的“大相径庭”的主要内容。

北京大学考古队参加了1982年对斗鸡台遗址的系统发掘，不久考古学家王迅根据遗址独有的器物组合与时空分布特征，将其命名为斗鸡台文化，认为“可以作为安徽江淮地区夏代文化遗存的代表”（《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安徽省考古专家宫希成在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布说，斗鸡台文化遗存在淮河中游地区广泛存在，“目前已经确认地点有30多处，其中已经发掘的地点主要有霍邱红墩寺遗址、合肥烟大古堆遗址、肥西塘岗遗址和三官庙遗址、长丰古城遗址和寿县斗鸡台遗址、丁家古堆遗址、青莲寺遗址以及宿州芦城孜遗址等处，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最南可到巢湖北岸”。其他资料上提及的还有肥东吴大墩、含山大城墩、肥西武斌大墩，以及长江南岸铜陵市义安区的师姑墩遗址等。

斗鸡台文化以夏商时期本地淮夷文化为主，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黄河流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海岱地区岳石文化，以及江南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的影响。其大致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的新砦期（约公元前1870—前1720年），第二、三期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约公元前1705—前1565年），第四期与海岱地区岳石文化第四期（下限距今约3500年）大体同时。

宫希成介绍说，斗鸡台文化遗址出土的以花边圆腹罐、鸡冠耳盆、尖锥足鬲为主体的器物群，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器物特征相近；以尊形器、瓦足盘、浅腹豆、子母口深腹罐为主体的器物群，与东部的岳石文化器物特征相近；而以大口平沿罐、高柄浅腹豆、敞口屈腹盆、侈口高领罐、扁三角足罐形鼎为主体的器物群，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中未见，与本地较早时期龙山时代的文化则有较多的一致性，联系密切，应为承袭了当地文化传统发展而来，是淮河流域夏时期文化的主流，代表了一支独立的地方文化，即淮夷文化类型。

在肥西三官庙遗址曾发现18件夏商之际青铜器，成为二里头遗址之外我国出土同时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并可能是我国迄今所见包括钺、戚、戈、凿、铃、牌在内的完整仪仗青铜礼器的最早案例。其工艺水平达到同期中原王朝的水准，证实斗鸡台文化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

一句话，斗鸡台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和海岱岳石文化发展同步，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