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淮河文化同样显现出多源汇流的特质。而淮河流域楚文化在淮南的集中呈现，是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在淮河文化视阈下进行解读和认知，是探讨淮河文化本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典型标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多源汇流的宏大呈现。淮河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流域文化的双重呈现，淮南地处淮河中游，在淮河文化的整体版图中占据着极为特殊的位置，是淮河流域的核心地带，更是淮楚文化的中心，淮楚文化是淮河文化的区域性典型标本。

从大禹治水到生态治水的时代跃迁，体现了治水智慧的千年传承。淮河流域的治水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历史，也是淮河文化精神最集中的体现。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治水成为根本遵循。在淮南及整个淮河流域，退田还湖、退田还水有力推进，上游水库群科学实施蓄泄调度，全流域系统治理、水岸共治的格局逐步形成。曾经“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淮河流域，如今一派安澜景象。

从荆楚到淮楚的嬗递是文化融合的活态标本。楚文化诞生于江汉流域，随着楚风东渐，楚文化与淮河流域的淮夷文化发生深度碰撞、深度融合。这一融合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文化替代，而是两种文化基因的有机重组。

淮夷文化是淮河流域的土著文化，与中原文明有着两千年的对话历史，具有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楚文化越过大别山、经由淮河逐步东渐，将其青铜铸造、漆器工艺技术和屈宋辞章与淮夷文化、老庄哲学、地域信仰相互吸收、重塑形态。这种融合是活态的、持续的，今天在淮南地区的方言、民俗、饮食、民间艺术中，依然可以清晰辨识楚文化与淮夷文化交织的印记。从荆楚到淮楚的文化嬗递，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文化融合的具体机制，提供了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活态转化范例。

探讨春申君黄歇封邑寿春与吴墟的文化纽带与现实价值。深入解读春申君黄歇既有史辨意义，更具有现实的文化纽带意义。春申君是楚国后期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一个深具谋略的战略家。春申君悉心经营寿春十数年之后，献出封邑作为楚国都城，请求改封吴墟，以此作为楚国最后的腾挪空间和立国根据地。这是他经营的一盘大棋，如果不是突发棘门谋刺事件，楚国的命运或将改写。仅就其先后封邑于淮南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史实来看，春申君无疑是淮南与上海以及太湖流域文化联系的纽带，在现实条件下，共同打造“春申君文化标识”、推动淮南与长三角城市群人文交流与产业协作等，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寿春郢都与楚王陵的考古发现体现出文化交融的独特价值。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将都城迁至寿春，寿春成为楚国最后的郢都。寿春作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前后近二十年，楚国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历史进程，留下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幽王墓、考烈王墓以及大量贵族墓葬的考古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编钟、玉器、竹简、漆木器等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为研究楚国后期的礼制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随着考古资料的持续解读，关于楚文化的信息还会得到进一步呈现。而寿春郢都故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既印证了楚文化在流播过程中内核的不变，也印证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因地制宜的特点。可以说，寿春及楚王陵的考古发现，是全方位、动态化认知楚文化整体面貌及其流变规律的实物性依据。

汉初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是楚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淮南王刘安编著的《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无可争议的文化巨著。其以道学为体、诸子为用的哲学思想，与汉初经济社会发展治理的现实成就相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淮南子》的出现雄辩地证明：文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活的存在。只要一个区域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创新的勇气，就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出新思想、新境界。《淮南子》不仅是汉代的思想瑰宝，至今仍被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是淮河文化贡献给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经典之作。

从大禹治水到生态治水，从荆楚到淮楚，从寿春考古到《淮南子》思想高峰，淮楚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完整的演进序列和丰富的物质与精神遗存，成为理解淮河文化本质不可绕过的区域性典型标本。

淮河文化是一种活的文化形态，是淮南的根与魂。淮楚文化是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淮河文化视阈下淮南的特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塑文化价值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是独特的资源，可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