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田家庵，只是一个“人不过八千、方不过二里”的小镇。1953年5月撤镇建区，一个月后全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已增至3.5万人。到了10年后的1961年，人口已增至18万人，年均增速约36%。这是田家庵历史上人口增速最快的10年，远超后续任何时期，也远超千里淮河的其他城镇。

人口增长如此之快，既是从镇到区的行政升级，也离不开淮南建设华东煤电基地——全市大规模招工超过20万人，苏、鲁、豫、沪等地的人拖家带口大量迁入。当然自然增长也很旺盛，家家孩子大多是“连根出生”，这个刚断奶，那个就急不可耐地待产，哪一家都有四五个孩子，七八个的也不稀奇。

如今六七十岁的“资深帅哥美女”，大都是那个年代从母亲痛苦的挣扎中，哇哇大哭着来到淮河边的这座新城。迎接他们的是充满期望的世界，也要接受那个时代风雨的洗礼。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我从幼年时对吃喝的感受中悟出的。

“物以稀为贵。”这话用在“人”这个万物之灵身上，有些不够恭敬和文明。但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却是现实存在。尤其在那个贫穷落后、越穷越生的年代，一张张大小嘴都要吃要喝，孩子没那么金贵。还有大人说：“孩子长大了不愁没好的吃，先让干活的吃饱好挣钱。”家中好吃的，首先要紧着劳动力（父亲或爷爷）先吃，过后孩子往嘴里扒，奶奶和母亲是最后舔碗。活着是硬道理，生存比斯文管饿。

爷爷要等到开工资那天，才难得买一个卤兔子头回家，将卤兔子头往桌上一放，举起小酒盅自斟自饮。昏暗的小屋里，煤油灯光在风中摇曳，忽明忽暗地将他斑驳陆离的剪影投在墙上。遇到节日或家中来客，爷爷会买些卤菜，我和弟弟如小兔子一样活蹦乱跳，吃几小块肉，嗦着油乎乎的小手，眼巴巴地望着油灯下的盘子。两个姐姐从来不上桌，为两个弟弟空出位子，此时克制着对美味的欲望，心口不一地说着不喜欢吃肉。在难以饱腹的日子里，她们用“孔融让梨”般的美德，饿着肚子演绎“敬老爱幼”的答案。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想方设法去找些菜帮、菜叶、麦麸、议价粮等，奶奶则精打细算，给家里碗柜加了锁，防止我们偷吃。但是“家贼难防”，我有一次偷吃了未烧熟的食物，结果得了伤寒住院。生病能吃些好的，我感到很幸运，虽未管饱，也解了小馋。

为度过困难，家中奶奶、母亲和姐姐齐上阵，在现在龙湖公园的东南角（当时是荒地）种了麦子，大家挑水浇粪忙乎了半年。到收获时节，希望再成熟一些再割晒。几天后一看，麦子已被别人偷走了。从冬到夏的辛勤劳动，换来了颗粒无收的下场。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贼偷粮，全都白辛苦”。

两个姐姐带我劳动挣钱的第一课，是步行八九里路到田东的淮南肉类加工厂，批发冰棒装在小木箱里，沿街叫卖：“牛奶冰棒，五分钱一根；盐糖冰棒，三分钱一根……”两个姐姐喊累了，我接着用稚嫩的童音学着喊。每个冰棒有三到五厘钱的差价，一箱冰棒不到几角钱收益，但也可贴补家用。如火的太阳，炙烤的路面，上晒下烤，十多岁的两个姐姐照顾我，拿一个盐糖冰棒让我消暑先吃。待我将有些许红糖的冰棒吸吮得只剩残白冰块时，两个姐姐仍然你推我让，各自浅尝一口又递给了我。

后来两个姐姐先后利用寒暑假，到建筑工地挑泥斗、搬砖做小工，脸晒黑了，手磨烂了，大人们也心疼。但是能找到挣钱的机会，高兴还来不及，多挣多得、少挣少得、不挣不得，按劳分配，好吃懒做没人搭理你。

别人家的孩子也没闲着，个个都是家中的帮手。家长是搬运工，孩子总在后面推车；家里是打铁的，孩子就帮着抡大锤；磨豆腐的作坊里，推石磨是男孩子练胸肌的功课。女孩子拆棉纱、糊纸盒，还打毛线、织线衣线裤，比做作业还忙活。

春天的堤坝下，你争我抢挖野菜；夏天的西瓜摊前，端着脸盆接瓜籽；秋天的田地里，挎着篮子拾庄稼；冬天的马路上，拉着板车运煤球。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功课”。到了星期天，田家庵电厂的排水沟里，男男女女的孩子们，你追我赶弯着腰捡煤渣，谁也舍不得伸起腰来偷偷懒。《红灯记》里唱的：“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家里大人吸烟，孩子们也是帮手，大多在马路上捡烟头，僧多粥少，事倍功半。聪明的等散电影时，趁着人群往外走时钻进电影院，能帮你烟头小丰收。大人回家接过烟丝，往往心疼孩子又表面发火，卷起烟卷猛吸一口，在烟雾的氤氲里，苦中有乐，爱意满满。

我劳动的发蒙，从七八岁开始。放学回家接过奶奶交给的篮子，走向劳动的第二课堂——到柴禾行（háng）周边去拾麦草、柴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是草房，柴禾行的高粱秆子、芦苇秆、麦秸草、稻草等是建材。沿途拉车送货总会撒下一些，我就沿路将散落地上的麦秸、稻草等拾到篮子里，到家时一副凯旋而归的样子。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地下的蚂蚱、空中的蜻蜓、河里的小鱼都是我们捕获的对象。夜晚路灯洒下橘黄暖色，灰色的蝼蛄和黑色的“油葫芦”流萤般飞舞，我们举着鞋底或小手，从天而降将其捕获，喂食家里养的小鸡、小鸭。大人的赞赏，鸡鸭抢吃的兴奋劲儿，就是对劳动成果的嘉奖。

到了1968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北头的中学生几乎全都下放农村。我两个姐姐第一批下放，优先安置在周边郊区。那时城里是旱厕，生产队各包一个厕所，搭个茅草庵专人看管大粪别被偷了，每个星期生产队安排挑粪种田。说来也巧，我们家旁边的旱厕，就是二姐生产队的包点。二姐肩膀上披着垫肩，一根扁担两个粪桶，要挑五六里路到农村。什么臭味、汗味，什么面子、形象，都抵不上社会的需要与生活的碾压。大姐下放的农村，挣的工分都换算成芋头和胡萝卜，一板车拉回家，让家中一天三顿胡萝卜，吃得嘴里直冒酸水。我曾经到大姐的生产队，招待我的就一个炒红萝卜，加了不少油，仅此而已。可想她们平时的窘迫与艰难。那岁月伴随着眼泪、惆怅，更有坚强、忍耐，两个姐姐早已不是温室娇女，都成了战天斗地的“铁姑娘”。

没到下放年龄的孩子，学校办起了校办工厂，组织“勤工俭学”。学生与学徒，身份相互交换；课堂与车间，实现无缝对接。孩子们一手拿笔，一手握锤，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通过劳动的必修课，从少年时就培养了用双手改变世界的优良品质。

现在回想起来，那代穷人的孩子，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着更深刻的感悟：忧患使人勤奋而得生，安乐使人怠惰而萎靡。

抚平时间年轮的褶皱，便拥有了俯视岁月沧桑的视角。古稀之年的“资深帅哥美女”，胡子里满是故事，银发中飘逸风情，将“苦难是人生宝贵财富”刻在了骨子里。在追寻夕阳红绚烂的晚霞里，或同学聚会，或结伴旅游，从心里蹦出来的都是苦中有乐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