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成书的时代背景为西汉前期，当时黄老刑名之学曾一度成为封建统治思想。黄老之学能够受到封建君主和大臣喜爱，有其社会深层原因。

秦汉之际，经济社会动荡、剧烈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应对时局之大变带来的冲击挑战，防范化解社会治理风险隐患，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如何认识“天人关系”“古今之变”，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摆在人们面前，亟需得到解答。由反思秦亡的教训开始，知识阶层都在自觉不自觉中关注着、思考着这一问题。汉王朝建立之初，经过秦王朝的苛政暴敛以及连年的楚汉战争，经济极其凋敝。经济困窘甚至使皇帝与其将相们的交通工具都成了问题：有的宰相仅能以牛车代步，而皇帝本人竟也筹备不齐四匹纯色之马拉车。鉴于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和快速恢复生产力之需要，汉初统治者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以逐渐转好。与之相适应的黄老之学，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汉初统治者的尊奉，如文帝、景帝、以及大臣陆贾、曹参、陈平、汲黯和主持后宫达45年之久的窦太后，他们都是压制儒学而崇尚黄老的。刘安编著《淮南子》之时，正是道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之日。

经过改造的道学有其自身优势，它消除了老庄哲学排斥百家、逃避社会的弊端。与刘安同时代的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在其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写成的《论六家要指》中，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即黄老思想作了如下描述：首先，道家思想利于人养生修性，“使人精神专一”；其次，道家思想不拘束于片面之见，富于灵活性，它“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再次，道家思想具有包容性，它能够吸收儒、墨、名、法、阴阳诸家之长；最后，道家思想省时省力，便于实际操作，它“指（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代各学派的思想已不是单纯的某家某派，往往是以一家为主吸收他家，或托言一家而杂糅各家。总的来说，诸子百家在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又穿插着论辩和斗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汉初思想界的空气还是比较自由活跃的，这正有利于各学派的健康发展。《淮南子》“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广泛吸纳诸家之长，对行之已久的黄老思想作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客观上有利于汉代统治者。《淮南子》一书刚写成，刘安就将之献给武帝，当时是武帝即位第二年（前139年）。刘安献书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武帝采纳他的一系列改良政治的措施，武帝见了此书也如获珍宝。

后因刘安谋反事发，《淮南子》一书遂被人看作是与武帝尊崇儒家皇权思想对抗的产物，是针对武帝个人行为而发，实为谬论。首先，该书是在武帝即位之初献给皇上的，当时汉武帝16岁，实际执政的是窦太后，《淮南子》中提倡“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未确立。再者，刘安当时即使暗藏谋反之心，也不会在公开献给皇帝的读物中露骨地表现出来。退一步说，书中若果真有什么阴谋思想，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竟毫无觉察，是难以想象的。有人推测，《淮南子》在献给汉武帝之后，又经过不断修改增删，其中不少诋毁儒学之处，即为后来添入。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淮南子》一书的主体内容，应该在该书初出时就已基本定型。

值得一提的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在贞观初年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以辑录前人著述作为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作为我国古代治政书籍的选辑。《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其中第四十一卷就专门撷取《淮南子》中精华之要，粹摘“原道、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说山、人间、泰族”等十一篇之精言，以供帝王咨政议事决策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