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晨，我照例拎着一袋水果推开娘家的门。母亲正在阳台上侍弄她的那几盆绿萝，看到我，急忙把手往上衣下摆上擦了擦。边接过水果袋子边嗔怪道：“又买这些做什么！水果还有好多。”

“妈，有空你就吃点。”母亲照例说：“我又不干活，哪能吃了那么多东西。”

她说着，已经拿起了茶几上的电热水壶，开始泡茶。

“要不，咱出去转转？朐山公园的玉兰花开了。”我试探着问。

“跑那老远干啥？人挤人的。你要是有空，陪我说说话就行。”

就这样，我再一次被“留”在了家里。说实话，起初我是有些失落的。工作一周，好不容易盼来周末，本想带母亲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尽尽孝心。可她偏不领情，就愿意窝在这七十平米的老房子里，日复一日地守着那些旧家具、旧相册。

母亲喝茶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母亲的爷爷开染房，雇了不少人，每天他就坐在天井里喝大叶茶，看干活的来来往往忙碌。母亲喝的茶也是大叶茶，二十元钱一斤。经常有街坊邻居找她喝茶，母亲一般是上午泡一壶，下午泡一壶。

母亲端起茶杯，就打开了她的话匣子。“你姥爷那时候啊，赶着驴车去镇上卖布，天不亮就走，后半夜才回来。有一回，路上遇见狼……”

这个故事我听过不下十遍。

“你姥爷的驴车后来换成了拖拉机，再后来……”

就这样，每周六上午成了我和母亲的“茶话时间”。烧水、泡茶，茶盘里有瓜子和花生，喝一杯茶，吃上几颗瓜子，然后就是漫长的聊天。说是聊天，其实大多时间是母亲在讲述。母亲说她的童年，说三年困难时期怎么挖野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改革开放我们家彻底翻了身……

渐渐地，我不再满足于听，开始有意记录。母亲讲她的祖父——一位有文化的地主，在土改时把五十亩良田都捐给了公社。后来，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主事人。不管谁家有喜事，都要请他来陪客。如果他不来，是坐不住客人的……

“这些事，我不说你们都不知道。”母亲叹口气，“再不念叨念叨，就烂在肚子里了。”

去年秋天，我以母亲讲的故事写了一篇散文。文章发表在市里的晚报上，豆腐块大小，稿费八十块钱。我把报纸拿给母亲看。她欣喜的眼中分明含着泪花，让我给她读了三遍。“写到报纸上，这样就不用讲了，谁看到就知道。”“是呀，这叫流芳百世。”我和母亲开玩笑说。

从那以后，我的笔再也停不下来。母亲的故事像一口深井，越挖越有。我写开染坊的曾祖父，写一生要强的外婆，写沉默寡言的父亲，写那个消失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小村庄。这些文字陆续变成铅字，有的还获了奖。

“我姑娘真厉害，写得真好”母亲的言语中尽是自豪。“这多亏了您的故事精彩啦，你讲一上午的故事能写一本书。”母亲笑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撒了一层金粉。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盛，有几瓣随风飘落，在阳光里打了几个旋，轻轻落在阳台上。

茶香袅袅中，我忽然明白：所谓尽孝，有时候不过是坐下来，听一个人把她的故事慢慢讲完。而那些故事，终将在另一个人的笔下获得新生，就像这杯中的茶叶，在滚水里舒展开来，重新活过一次。

母亲又开始讲起来，讲的是我从未听过的——关于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去县城的故事。我按下录音键，把手机扣在茶桌上，专心听母亲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