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体现公益性、解决基本医疗、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主体。作为当前中国老百姓医治大病、重病和疑难病的基本医疗服务平台，公立医院的正确政绩观应该是什么样的？在众多考核指标和改革任务中，究竟什么才是公立医院最核心、最根本的使命？

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回答是“为谁创造政绩”。公立医院是党领导的卫生健康战线的生力军，是党联系人民、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坚持正确的办院方向，贯彻落实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把党建与业务工作相融合，努力建设患者放心、人民满意的公立医院，这是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前提条件。树立正确政绩观，还必须明确“政绩由谁评判”。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群众就医感受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公立医院最大的政绩，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实现“患者值得托付、员工感到幸福、社会负担得起”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公立医院政绩应该体现在“看难病、看好病”的能力——即解决“看病难”的硬核实力。对于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级公立医院，最大的政绩不是床位最多、大楼最高，而是真正做到如何让老百姓值得托付生命。能够攻克疑难重症，开展高精尖技术，如器官移植、复杂肿瘤手术、罕见病诊疗。当老百姓遇到大病时，第一反应是“我们本地的这家医院就能治”，这就是公立医院的政绩。学科建设与人才建设，正是医院最根本、最持久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强大的学科，意味着拥有一整套领先的诊疗方案、稳定的临床路径、持续的科研产出能力以及区域性的学术影响力。它能吸引疑难重症患者，形成“看大病就来这里”的品牌效应。顶尖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的中青年骨干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资源，能迅速带动学科突破瓶颈，提升亚专科深度和学术影响力。

其次，公立医院的政绩应该体现在“管住健康、控制负担”——即破解“看病贵”的公益担当。公立医院区别于私立医院的根本在于“公益性”。如果公立医院也以营收最大化为目标，那就是最大的失职。在国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背景下，最大的政绩是能用最合理的成本治好病。降低患者的次均费用、控制药品和耗材的不合理增长，让群众不再因为一场病而倾家荡产。如何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有效控制费用，同时实现医院的可持续运营。这是可以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模式创新实现的动态平衡。当前医院的合理结余要通过“多做项目、多卖药品耗材”转向为通过提升效率、优化结构、控制浪费来获得。因此，医院通过缩短平均住院日、推广日间手术、加速床位周转来减少患者住院天数，以获得相同资源能够治疗更多患者。同时，医院通过发展电子病历、AI辅助诊断、自动发药、床旁结算等新项目，以减少重复检查、患者排队滞留，最终的目的是降低人力成本，提升服务量。

再次，公立医院的政绩应该体现在“让医生安心看病，让患者感受温暖”——即可持续的人文生态。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应该变成一个冰冷的、高度内卷的“营利机器”。通过精细化管理，缩短平均住院日，提高床位周转率。让有限的医疗资源服务更多患者，让需要住院的人不用在走廊里等上几周。消除“门难进、脸难看、队难排”的现象。将门诊预约精确到30分钟内、推行“一站式”床旁结算、改善就医环境——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汇集起来就是群众最能感知到的政绩。如果医生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收入与劳动严重不符、甚至为了创收而违背良心的状态，这家医院不可能有真正的政绩。让医务人员获得有尊严的收入、合理的休息时间和安全的执业环境，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幸福的医生才能产出有温度的医疗。没有满意的医务人员，不可能有真正满意的患者。医务人员的职业幸福感、归属感和获得感，直接决定了医疗质量、服务效率和患者安全。医院应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制订针对性的绩效分配体系，应向临床一线倾斜，向高风险、高技术难度的岗位倾斜，向儿科、急诊等“高风险、低收入”的科室倾斜。医院应鼓励临床、护理、医技、科研、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找到自身合适的职业发展通道，要建立院内岗位竞聘机制，鼓励轮岗和内部流动，让人才在院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另外，良好的医院文化、后勤保障、人文关怀等都可能为医务人员的满意度加分。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政绩观，说到底，就是“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立场问题。病有所医，这是百姓的期望，也是医院的奋斗目标。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作为医院管理者，一定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真正把医院建设成为人民满意的“健康守护者”。

（作者单位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