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墩出土文物展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即将落成，激发了楚文化研究新热度。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淮南文化研究的新课题。因此，梳理楚国八百年历史脉络，关注楚国晚期经略淮河流域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提出淮楚文化概念，厘清淮楚文化学科建设的学理依据和现实依据，把握淮楚文化学科的基本内涵和研究方向，开展淮楚文化史研究；淮楚文化流域性、地域性研究；淮楚文化哲学思想研究；淮楚文化多样性文化内涵研究；淮楚文化基本特色及内在精神研究；淮楚文化与荆楚文化、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比较研究以及淮楚文化现代传承创新研究，探讨其丰富而独特的学理内涵，构建淮楚文化学术体系，是淮南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对于淮南市文旅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淮楚文化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淮楚文化概念是近年来淮南文化研究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在楚文化研究基础上提出淮楚文化学科建设，逐渐成为淮南楚文化研究领域的共识，也得到安徽楚文化研究领域一些学者的认可和支持。
淮南市寿县曾经是楚国最后的郢都，楚国都城遗址、楚王墓葬、王公贵族墓葬等遗存众多，楚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楚文化对淮南地区风俗和文化心理影响深远，提出淮楚文化概念反映了淮南文化的主体意识。仔细梳理楚国八百年历史发展脉络，系统掌握楚文化发掘、整理和研究现状，校准淮楚文化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以及淮楚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淮楚文化与荆楚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是构建淮楚文化学科的基础性工作。
楚文化的研究对象是楚国八百年历史进程中的文明创造和文化积淀。楚国大约于公元前1040年立国，至公元前223年被秦国击败亡国，其间八百多年，从筚路蓝缕、僻处荆山的蕞尔小邦，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立足江汉平原；从定鼎郢都，到开疆拓土，积健为雄问鼎中原，楚人立国建国的创业艰辛可见一斑。而吴起变法失败，楚国丧失持续繁荣昌盛的历史机遇，在与秦国的抗衡中渐落下风，退出江汉平原，转徙淮河流域定都寿春，直到终结。楚国经济社会的鼎盛带来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具有特异风格的地域文化。
从历史进程看，楚国以四等子国（“楚子”）建立为起点，逐步将生存空间扩展到江汉之间，经营郢都艰难崛起；北上“问鼎中原”雄视天下；势力越过大别山，吞并淮夷诸国风头强劲；江汉败退、转移淮河流域，先后定都陈郢、寿春，合纵联横经营江东。楚国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兴于江汉盛于江汉；转徙淮域终于淮南。位列“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在诸侯国中享有盛名。
从疆域范围看，楚国从勃兴到鼎盛，以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为中心，兼有巴蜀、河南、安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楚国转折期以淮河流域为经营重点，疆域东移。楚国后期实力锐减，但其国土仍然覆盖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太湖流域，并将势力推进黄河流域，地理空间仍然广阔。
从族群构成看，楚人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因为归附周王朝，周天子赐以“楚子”封号。楚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击败姬姓诸小国和江汉、巴蜀间诸多“蛮夷”国家，楚国中期越过大别山，吞灭数十个“淮夷”国家。这些“蛮夷”国家远在周王朝势力范围之外，族群成分相对复杂，文化元素多样，这也是楚文化灿烂多姿的根本原因。
从楚史研究的现状看，楚国历史的高光时刻在江汉平原，研究团队、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湖北，对楚国早中期以郢都为中心的楚国历史与文化的诠释解读相对深入，对楚国后期尤其是以寿春为中心的淮河流域的楚国历史文化的诠释解读不够充分。楚国晚期在淮河流域的历史是一个尚未展开的课题，这是我们提出建构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重要原因。
二、淮楚文化学科建设的学理依据和现实依据
（一）学理依据。
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学术体系阐释是构建淮楚文化学科的依据。从学理层面看，楚文化的学术地位是公认的，楚文化研究成果初步揭开楚国八百年发展演进的历史经纬，为后人研究楚文化建构了学术框架。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楚国历史演进过程中一个稍晚时间段的学术关照，是与荆楚文化相联系的学术概念的延展。阐述楚国在淮河流域的发展与作为，探索楚国后期战略策略的历史价值，这些是淮楚文化植根的学术范畴。因此，淮楚文化与荆楚文化具有相同的学理意义。
淮楚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概念，需要学界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充分整合，梳理出楚文化在淮河流域发展演进的时间轴、地域范围、重要历史事件、事件参与者及其发挥的历史作用等，从而对楚国迁都陈郢、寿春、实领国土、族群融合等相关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些问题在现有的楚文化研究中并没有明确结论，许多是悬而待解的课题。比如：楚国对江淮间淮夷诸国的先后占领顺序、从占领到实领的历史过程；孙叔敖主持修建芍陂水利工程的经过以及周边地区具有楚系特征的水利设施的归属；春申君黄歇封邑“淮北十二县”的具体指向以及何时由齐国夺得；“春申君”封号与“寿春”地名的真实关系；春申君将封邑改封江东吴地及其对吴地的开发等等。这些应成为淮楚文化研究的具体指向，也是淮楚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了这些研究，关于楚文化与淮夷等地域文化的融合与族群融合问题也可以随之展开，这是淮楚文化的学理空间，是淮楚文化概念延展的依托与支撑。
（二）现实依据。
公元前700年前后，楚武王、楚文王与中原诸侯展开对话的同时，沿淮水东下进入江淮地区。楚成王翻越大别山，灭掉六、英两国。随后，淮夷人国家先后成为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00年前后，楚庄王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芍陂”水利工程，引种水稻，促进了淮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后，感念身为秦国质子时黄歇的辅佐与陪伴，把淮北地区十二县作为采邑，赐予黄歇，册封黄歇为“春申君”，并把原州来国、蔡国（下蔡）的都城作为寿礼赠给黄歇。从那时起，有了“寿春”之名，更有地利之便。淮南地区经过黄歇的治理和经营，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寿春城池规模进一步扩展，成为通衢大邑。黄歇不止是楚国令尹（此时也称相国），在与中原诸侯国的合纵抗秦斗争中，一直担当事实上的“纵长”，楚国政令多出自春申君，他在楚国政治舞台的作用堪比楚王。
从历史人物的影响来看，楚庄王令尹孙叔敖、考烈王令尹黄歇对淮南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和开发，促进了淮南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影响深远。孙叔敖和黄歇在淮南地区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是淮楚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孙叔敖主持修建芍陂水利工程，把淠东平原大面积沼泽变成良田，引种水稻，薅草沤肥，改进农作物管理。孙叔敖被司马迁誉为“循吏第一人”。古往今来，孙叔敖深受淮南地区人民爱戴。安丰塘畔的孙公祠，瞻仰凭吊的人络绎不绝。
楚国从陈郢到寿春，不过半个多世纪，但楚国在淮南地区的影响长达四百多年。楚国后期以淮南为都城合纵诸侯，经略江淮，开发江东，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历史事件密集，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形态更为多元。楚国虽然在淮南谢幕，但它的历史影响并没有消亡，尤其是文化对西汉淮南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楚国由“荆楚”到“淮楚”，由国力强盛到国势衰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展过程，其文化嬗递始终与国运相伴随。楚国晚期在淮河流域苦心孤诣，顽强抗争，以图中兴，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淮河文化交流、融合、碰撞，形成了一段楚文化发展的高光时刻。楚国寿春城遗址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叙事，加上幽王墓、考烈王墓、春申君墓以及王公贵族墓，构成了淮楚文化学科的现实依据。淮南地区在楚文化、汉文化、淮河文化等多元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为淮楚文化概念提出和学术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