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内甚至省外打出租车时，有好多次，我一张口说出目的地，司机就微笑着问我：“先生是安庆人吧？”我也微笑着反问：“师傅咋知道的？”……说也奇怪，即便不是本省司机，也有不少一下就能听出我浓浓的安庆乡音。

是的，正如我在拙诗《乡音》中所写：“我把籍贯写在舌尖上/一开口/便白纸黑字一目了然//故乡将我盖上乡音的邮戳/让我随邮路奔走四方/只要收件人一打开信封/乡音就像启动闸门后的洪水/滚滚流荡//即使有朝一日/我流浪成一只觅食的鸟/在异乡的树上/我也要拣指向故乡的那一枝/栖息守望/并用阳光和月光/把乡音擦亮”（原载《打工族》2002年8月下半月号）乡音就像胎记一样，被我随身携带终生。

按理说，当了几十年的语文教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应该不在话下。可事实上，尽管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普通话似乎总有意与我保持一段“安全距离”，好像深谙“距离产生美”之理。之所以如此，除了我天生笨拙之外，也与我在那个名叫黄泥巴塘的小山村，土生土长了整整二十年有关——我这样说，真的没有“甩锅”故乡的意思。

记得上小学和初中时，同学们都一口家乡话。就连老师上课，也大多是夹杂着方言的所谓普通话。课堂上哪个同学朗读课文或回答问题，若是使用了“夹生”的普通话，下课时定会被同学们嘲笑为“土不土，洋不洋”。加之安庆方言与普通话相差甚远，就连一个县的人，口音都有很大不同，甚至彼此听不懂。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和难度之大，显而易见。

直到上了高中，那些科班出身的老师，上课基本上用的是较为标准的普通话，至少也是安庆官话——即通常所说的“黄梅戏腔调”，简称“黄梅腔”或“黄梅调”。可下课后，同学们之间交流，还是以家乡话为主。大家看上去，似乎对普通话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隔膜感”。我的一点普通话基础，便是高中时听老师讲课“听来的”。至于普通话方面的“童子功”，几乎单薄如鲁缟，仅是早、晚放猪牧牛时，从乡村大喇叭里学到了点皮毛，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上大学时，同学来自全国各地。除了见多识广的委培生以及北方省、市同学的普通话较标准外，中西部、南方同学的普通话普遍较差，就我这普通话水平居然能排中等。那时对师范生尚未统一要求使用普通话，就连一些水平极高，实乃“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老教授，普通话水平也低到我根本听不懂。这曾让我一度怀疑：普通话水平是否与学问深浅成反比。故大学期间，我的普通话水平只略高于上大学之前。如此“原地踏步”抑或“涛声依旧”，现在细想起来，感觉确实有些滑稽可笑，甚至还真有点“悔不当初”的味道。

参加工作后，我花了不少精力去学说普通话，以至于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如“粥”，老家发音为“祝”，查字典后发现其与“周”同音；“二”在老家话里发音时舌头“躺平”，普通话发音时则将舌头卷起……此类情况比比皆是。好在“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的普通话水平最终还是以蜗牛爬行的速度提升着，只是从未爬到应有的高度。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实为一大憾事。只是后来的我，凭借着上课时激情四射、趣味横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普通话水平的短板。但我并不想因此就否定经济学上的“木桶理论”。

令我欣慰的是，不少学生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熏陶”，便基本上能做到无障碍听懂我的“安庆普通话”。一些学生毕业后还都说非常怀念徐老师的“黄梅腔”，更怀念我上课时联系讲课内容，即兴表演的地道的黄梅戏名段。

当生命的激流即将冲过花甲的隘口，我愈发感觉贺知章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似乎就是对我而言的。我也从内心深处，早已把乡音看作故乡赐予我的勋章。我会一直将其佩戴在言语的外衣上，恰似故乡村口那两棵大枫树上的鸟巢，一年又一年，孵化出乡思与乡愁，展翅于梦里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