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岁这事，说起来热闹，过起来却是一段温吞的寂静。

在我们那里，守岁不叫“守岁”，叫“熬年”。一个“熬”字，便道尽了其中况味。年夜饭后，碗盏撤下去，桌子擦得光光的，摆上几只朱漆的果盒。果盒是年节才请出来的，里头一格是瓜子，一格是焦脆的番薯片，一格是金黄的橘子，还有一格，必定是黑黝黝的柿饼，面上结着一层雪白的糖霜。这些东西，平常日子也有，但唯有此刻摆在这暗红的盒子里，衬着昏黄的灯，才显出十二分的郑重与富足来。

守岁的节目，是没有什么程式的。大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话头散漫得很，忽而说到某家新娶的媳妇，忽而又扯到明春的农事。父亲有时会站起身，拨一拨炉火，添两块炭。

我们小孩子，起初精神是极健旺的。口袋里塞满了糖果，手里攥着拆散了的小鞭炮，在桌椅间钻来钻去，追逐笑闹。可渐渐地，那兴奋劲儿就像潮水般退下去了。先是脚底有些发软，接着眼皮也重了起来。我强撑着不肯睡，挨到祖母身边去，将头枕在她盖着毛毯的膝上。她枯瘦的手，便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我的背。

“奶奶，为什么要‘熬年’呀？”我含糊地问。

“守着旧岁平平顺顺地过去，守着新岁安安稳稳地来。把‘年’这怪兽熬走了，一年就太平了。”她的声音从上面传来，慢悠悠的。

这自然是老辈人的说法了。可那时听来，却觉得那黑暗里，仿佛真潜藏着什么似的，需要我们这一屋子的灯火和人气，才能将它拒之门外。于是便觉得自己的“强撑不睡”，也添了几分英勇的责任感。

守到后来，连大人们的话也稀了。母亲开始一点一点地打盹，头轻轻地点着。父亲点起一支烟，烟头的红芒在暗里一明一灭，不知过了多久，远远的方向，传来一声清越的钟鸣。父亲蓦地掐灭了烟，站起身，说了声：“时辰到了。”

霎时间，仿佛整个世界都苏醒了。远远近近的爆竹声，一下子密集成震耳的雷鸣，中间夹杂着尖锐的“冲天炮”的呼啸。母亲连忙去下饺子，那是“更岁交子”的寓意。祖母也坐直了身子，脸上焕发出一种光彩，喃喃念道：“好了，好了，熬过去了。”

门开了，父亲去院子里放那挂最大的“千子鞭”。我跟着跑到门口，夜色依旧沉沉，但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带着一种新生的气息。四下的灯火，在这爆竹的火光映照下，也显得格外温煦明亮。

饺子端上来了，热气腾腾。大家重新围坐，吃着这新年的第一口食物。屋外，喧闹还在继续；屋里，却是一片安宁的寂静。旧的岁，就在这一片寂静与喧闹的交织里，悄没声儿地溜走了；新的岁，便带着饺子的热气，稳稳地坐在了我们中间。

许多年过去了，我不再需要“熬年”来驱赶什么怪兽。年节的夜晚，灯火更辉煌，节目更喧嚣，手指一动，祝福便能传到千里之外。可我总会在某个瞬间，莫名地怀念起那个炉火昏黄的夜晚。那“守”的，或许本就不是什么“年兽”，而是寻常日子里难得的一份专注与团聚。将一整年的忙碌、牵挂、悲喜，都暂时放下，与最亲的人共守着一段光阴的流逝，看着它从旧迈入新，终于安然地落进岁月的深潭里，漾开一圈静默而圆满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