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总感觉我生活的古城很神秘，似乎有很多温暖的力量在守护着自己，除了父母，我还有一位干妈。

小时候，父亲在东北当兵，母亲独自拉扯我和我姐，实在管教不过来，我便成了“踢死蛤蟆弄死猴”的多动症男孩。

一个盛夏傍晚，我晃悠到古城东门外的护城河畔，看到一堆人在水里游泳嬉戏，心里痒痒，也想试试，却担心人前出丑，便悻悻而归。

第二天中午，我向母亲要钱，准备去澡堂子练练狗刨，午睡中的母亲坚决不配合：大热天，在家冲冲就行了。于是我翻箱倒柜，只翻出6分钱纸币，离1毛钱的澡票还有差距。突然，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6分钱塞进短裤的屁股兜里，朝城外走去。

那是一个热得狗都喘不过气的正午，知了歇斯底里地叫个不停。白花花的太阳底下，一个白胖的小男孩来到护城河畔，坐在90度的坡石上，犹豫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大胆试一试。

平静的水面，突然被激起浪花，脚不触底的感觉，让我彻底慌了神，眼前一会儿黄澄澄，一会是水花和蓝天，随即又是黄澄澄……正当我绝望时，隐约看到一个黑乎乎的物体飞来，我拼命去抓，没抓住，又被黄澄澄的窒息感包围，待到再次浮上水面，黑乎乎的物体第二次飞来，我拼命抓住，然后被缓缓拖到岸边。

一位壮硕的妇女关切地看着我，问这问那，我脑子一片空白，话都说不出来，跌跌撞撞站起身，拔腿就跑。

等到母亲和这位救命恩人会面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命大。这位姓蒋的女士说她从没有中午去护城河洗过衣服，那天就是很想去，而且洗的是秋天穿的的秋衣秋裤。

等她到了河边，看到有人在水里扑腾，起初以为小孩在玩水。可忽然发现6张1分钱的纸币排成整齐的队形，随着水的波纹一起一伏朝她漂来，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于是再次看向我，发现我是在挣扎，就赶紧展开长长的秋裤朝我甩了过去。她说，觉得那6张钱是“报信”的。

感恩，是我家的家风。母亲拉着我，主动登门答谢恩人，走街串巷，一路打听，终于来到一户人家门口，望着一地的血水，才知道恩人家是卖猪肉的。

恩人是位性格大大咧咧的妇女，爽朗的笑声震得满屋嗡嗡作响。母亲让我认她当干妈，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一想到今后吃肉可就方便多了，于是红着脸喊了一声：“干妈！”

母亲从此买肉就固定在干妈的肉案上了，但并没有因为特殊关系受到关照，相反，有时卖给我家的肉质还不如卖给别人的，这倒为干妈赢得了好名声，说她做生意厚道，不分亲疏。其实，干妈心里是有数的，每逢年节假日，她总是把最精贵的猪蹄、猪尾巴、猪耳朵装满一篮子，给我家送来，以此证明，跟着干妈，还是有好肉吃的。

从小叛逆的我，直到中学都让人不省心，懵懂年纪，模仿“江湖大哥”到处惹事，谁料真招来了小混混，经常在学校门口被堵。干妈闻听此事，砍刀“铛”地砧在肉案上，围裙一摘，袖子一挽，带着几个卖肉的本家兄弟往学校门前一杵：我看看谁欺负我家儿子！吓得那些小混混抱头鼠窜，再也没来找过我麻烦。

干妈家里有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儿子，丈夫是下岗工人，身体一直不好，生活重担基本压在她一人身上，可每逢母亲向她提供帮助时，她总是带着乐观的笑容，一个劲地摆手：“好得很，好得很。”

好得很的日子，随着干爸的去世戛然而止。干妈日渐苍老，卖猪肉的活也渐渐干不动了，又赶上两个儿子都处于成家立业的关键期，她只能独自搬到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杂物间居住，把老房子等家业都给了孩子们。

干妈渐渐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幽深的小巷里，她经常一个人靠在门边发呆。

不知从哪天起，我居住的古城，好像一下子摆脱了封闭、破败的面貌，城区变成了景区，烟火漫卷，游客如织。干妈居住的地方，离标志性景点宾阳门很近，几经修缮，条件大为改观，位于青石小巷深处，倒有些别致的韵味。这些年，包括我在内，干妈的儿子们都有了称心稳定的工作、生意和生活，孙子孙女们也一个个考上了大学。接踵而至的好消息，让干妈笑容多了起来，她不再蜷缩在小巷里，时常会去找点力所能及的活干，每到夜晚，还会在东门广场，跟随广场舞大妈们扭一扭，身心舒畅。

每逢节日，我都会给干妈送点孝敬钱和节礼，本可直接送到家里，但有几次干妈执意让我去她干活的小饭店，一进门，她就笑逐颜开地高喊：“俺家儿子孝敬我来啦！”满脸自豪。

后来，我们担心干妈年事已高，不让她找活干了。干妈倒也听话，用积攒的钱报了几次老年旅游团，天南地北走了一圈，回来后意犹未尽，就把旺盛的精力放在包包子上了。她最拿手的马齿苋（淮南方言叫“蚂蚁菜”）包子，一次能包几百个，然后给孩子们逐一打电话，通知大家都来尝尝妈妈的味道。

深秋时节的傍晚，我陪着干妈在护城河边散步，指着当年落水的地方，感慨道：“如果当初没有您，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呢！”干妈爽朗一笑：“当年没有我，也可能会有其他人，因为你一家都是好人，好人总会有好报的。”微凉的风吹来，岸边柳枝轻拂，夕阳在水中洒满了碎金，城墙上下传来老人和孩童的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