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在淮河之滨、八公山之阳，一道夺人目光的璀璨光环如同天降，从此使得这块热土上的文化煌煌荧荧，炜烨艳丽。这就是史家巨擘司马迁在他的《史记·楚世家》里告诉我们的：“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这也是国家“正史”文献里最早出现的“寿春”名称，即今天的寿县。自此，当年这里便成了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

历史的云烟飞逝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楚都”的风采早已没了踪影，那它还留存点什么吗？八公山巍然屹立，淝河水款款而流；楚文物层出不穷，国宝级文物屡见不鲜；寿春城遗址犹存。1986年12月，寿县经国务院批准，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2015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寿县从六安市划入淮南市，安徽省人民政府予以公布。

历史上的楚国从荆山沮水边上立国，到在淮河流域岸边灭亡，前后大约经历了八百年时间。因此，考古学界一直有着这么一个说法：“楚文化成长于江汉，扎根在江淮。”这就意味着具有八百年国史的楚国文化的精粹，即楚文化从诞生到成长、从渐趋发展到高度成熟的累累硕果都留在了江淮之间，具体点说就是留在了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寿春及其近郊，也就是今淮南市西部一带。

“楚文化”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参照安徽省博物馆1980年印发的杂志型《安徽文博》提供的文献资料，上世纪初叶，“古寿春”的核心地区，即今天的寿县城郊区、淮南市谢家集区蔡家岗、杨公镇一带，前期零星出土不少楚国玉器和小批量的陶器、青铜器，继而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天津、上海等地的文物贩子蜂拥而至，当地有人开始以盗墓为业并发家致富，更有甚者一夜暴富，还在寿县城里开起了文物店。

1931年、1932年，淮河流域先后发生特大水灾和旱灾，中游两岸广大地区先涝后旱、颗粒无收。许多灾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1933年，在淮河南岸，时任朱家集国民党联保主任朱鸿初，伙同保长庞子平，以“救荒”为由召集劳力，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盗掘“李三古堆大墓”。参与挖掘的共计168人，从农历三月十九开始，挖了92天，于五月二十二才发现铜器。出土文物渐多，主要是青铜器及零星石器，据知情人称不下4000件。当时，这一“盗宝”事件迅即风传开来，“报章竞载，寰海喧腾”。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执政的安徽省政府迫于社会各界压力，不得不出面干预，下令封闭掘开的墓室，严禁继续挖掘。此次盗掘仅开挖了部分墓室，大量遗物被重新掩埋。然而在当局追缴所盗文物时发现，盗出的文物已被地方豪绅、官僚、商贾抢先巧取豪夺，尤其是数件青铜器被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文物商贩私下购得，后高价雇用挑夫趁夜色偷偷运走。

第二次盗掘在1935年，民间传闻仍由“地头蛇”牵头，他们采取夜间盗掘、白天蛰伏的隐蔽方式，同时采用“三步齐走”手段——一边挖、一边分、一边卖，或化整为零分别藏匿，陆续挖出文物数百件，但仍未挖至墓室底部，即未发现棺椁。按常理，存放墓主人棺椁的主墓室，恰是陪葬品最精华、最集中之处。

1938年，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驻扎安徽，总司令部设于今寿县。该集团军总司令、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桂系军阀李品仙，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此人一向贪财好色却道貌岸然，假道学气十足，附庸风雅而喜好古董。这年冬天，他得知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未挖出棺椁、仍有大量文物留存，便动用三个连的兵力，借口“执行军事要务”，派遣工兵遮遮掩掩地对大墓实施了一次扫荡性浩劫。工兵乃专业化队伍，再多宝物也能搜罗殆尽！此事引发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连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被惊动。唏嘘！一座恢宏壮观的楚文化宝库——楚国王者级大型墓葬连遭三次厄运，最终面目全非，文物被瓜分殆尽、七零八落。

据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景聃先生《寿县楚墓调查报告》记载，该墓墓主为楚幽王熊悍；第一次盗掘的数千件文物中，安徽省政府下令收缴了一部分，且多为大件重器。其中青铜器包括铸客鼎、王后升鼎、太后匜鼎、熊肯匜鼎、乔鼎、集饾鼎、太子鼎、王后簠、王后镐、太子镐、集炉、太后鉴、铸客甗、铸客镐、浅腹勺等，连同石器共计712件。后由前省立图书馆派员与寿县交涉，运至安庆馆藏（安庆当时为安徽省省会）。

抗日战争初期，为保护这批珍贵楚文物，曾将其运送至迁川的前故宫博物院寄存，后又转移至重庆嘉陵江南岸瑞典学者安特生的住所。这批楚器存放不久，因日机轰炸重庆，便再次移运乐山。说来也巧，运输车队驶出约十公里时，安特生的住宅即被日军飞机炸为废墟，而这批文物却幸免于难，实在凶险！这虽属巧合，却也见证了这批楚器历经的磨难与沧桑。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1948年，这批楚器运抵南京，存入前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50年1月转运芜湖，1953年运回合肥，珍藏于当时筹建中的安徽省博物馆。

此外，当年寿县留存有64件青铜器。据一位已故老文化干部回忆，这批楚器在抗战时期一度被深埋地下，日本投降后方才取出，藏于前寿县民众教育馆（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寿县文化馆）。1953年，其中31件移交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剩余部分今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正是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楚王墓的发现，以及后续出土楚器在国内外展出引发的轰动效应，世界考古界的目光一度聚焦古寿春大地，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瑞典等国及国内不少学者纷纷著文研究楚文化。该墓出土文物数以千计，是国内较早发现的大型楚墓，也是迄今已知级别最高的楚幽王熊悍之墓，开创了中国楚文化研究的先河，更成为如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楚文化学科”诞生的重要契机。特别值得骄傲的是，它在我们淮南市横空出世！

据悉，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一些外国人来华后，将掠夺文物的目光紧盯三处：一处是甘肃敦煌，一处是河南殷墟，另一处便是安徽寿县。1991年，寿县博物馆曾接待过一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博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上面标注的文物标志性地区仅有四处——除上述三处外，另加陕西咸阳。原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里出土了震惊中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寿县在海外考古学家眼中，竟与敦煌、殷墟、咸阳齐名！这位日本学者的做法虽不地道，却从侧面印证：中国楚文化早已声名远扬，传遍海外。楚文化为何能享誉世界？正因淮南市寿县曾是楚国最后一个都城，正因李三古堆“楚王墓”的发现，正因淮南大地出土了大量楚文物，尤其是那件享有“天下第一圆鼎”盛名的“楚大鼎”！

楚大鼎，正名“铸客鼎”，1933年出土于李三古堆楚王墓。该鼎通高133厘米、口径87厘米、重约400公斤，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圆鼎，完全可与1939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后母戊鼎”（商代天下方鼎之王）相媲美。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安徽省博物馆，见到楚大鼎时赞叹不已，曾向陪同的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等人风趣地说：“这个大鼎，可以煮一头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