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是一部颇具“美感”的汉代道家经典。这种“美感”从何而来？这是我以往学术研究中时常反思的问题。自从着手《淮南子》与楚文化、淮楚文化研究以来，对这一问题，我已有了初步的解答，那即是：《淮南子》的“美感”源自博大精深、奇谲浪漫的楚文化。

经春秋至战国，淮河流域逐渐被纳入楚国的版图之内，从上游、中游至下游，整个淮河流域都浸染了浓郁的楚文化气息，《淮南子》诞生地所在的“寿春”更是如此！这座晚楚都城（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后，改寿春为郢），前有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令尹春申君黄歇（曾主持营建寿春），后有才高一世、文采风流的西汉淮南王刘安，是一座楚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淮域名都大邑。楚国虽亡，但楚文化从先秦至西汉中期仍持续发展，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深刻，亦为《淮南子》的编撰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淮南子》成书于众手，而以刘安为首的汉代学人（主体深受楚文化熏陶）是编撰核心，这从《淮南子》全书篇篇皆有楚风色彩、楚韵意涵可以看出。毫不夸张地说，楚文化赋予了《淮南子》思想灵性与“美感”，使其得以融合其他区域文化精华，成为汉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质的经典之作。若将楚文化视为《淮南子》的文化灵魂，亦不为过。

淮南王刘安崇奉道家学说，而老庄道家及南方黄老道家，多与淮河流域文化有着深厚渊源。道家为楚文化点了哲学之“睛”，使楚人的精神世界更加飘逸浪漫、超拔不俗，于实用之外别求创新，于功利之外更重审美。《淮南子》一书能兼综老、庄、黄老道家思想于一身，拓开道家哲学在汉代大一统政治语境中的思想新局，绝非偶然，实有其得天独厚的淮河流域文化底蕴与淮南地域优势。

《淮南子》的哲学“美感”是同政治“美感”、文学“美感”、艺术“美感”、伦理“美感”、科学“美感”、生命精神“美感”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有其内在之“质”，方有其外显之“形”。从《淮南子》大道无为、治贵顺势的政治理念里，可看出楚文化重民安邦的为政要义；从其汪洋恣肆、华彩烂漫的文辞表达里，可看出楚辞之韵、庄子之风的神采；从其精妙深细、直透人心的艺术审美里，可看出楚艺术对刘安等人的浸染之深；从其重义然诺、家国在怀的伦理本色里，可看出楚文化的道德价值追求；从其顺天而行、应时而为的科学美感里，可看出楚人天文历法成就的特异卓绝；从其渴望仙游、清净修道的生命精神里，可看出楚人超俗而立的信仰追求。这些体现在哲学、政治、文学、艺术、伦理、科学、生命精神上的“美感”，都构成了《淮南子》“美感”的核心意蕴，让其全书既有务实理性之一面，又有灵动飘逸之另一面，独具“与刚柔卷舒兮”的辩证之美。

将《淮南子》的“美感”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来探讨，不仅能沟通《淮南子》与楚文化之间的“会心之处”，而且也能让更多的研究者充分意识到《淮南子》实则是楚文化沃壤上茁壮长成的道家思想巨著，二者渊源甚深，十分值得系统深入的研究。

以上对《淮南子》“美感”之来源的浅思陋识，在笔者整理完成《凤鸣长淮——〈淮南子〉与楚文化、淮楚文化研究》（2026年待出版）的书稿后，不但没有发生丝毫动摇，反而愈增深切的学术体悟，自谓不失为一得之见。是对，抑或是错？凡把卷细读这部绝代奇书、盛汉道典《淮南子》者，当能明鉴而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