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村民们家中于春节或婚庆时所贴的对联特别美。于是，我先将其默记下来，回家后立马抄录到用母亲做鞋的针线缝成的本子上，并隔三差五翻阅，直至烂熟于胸。

到上小学五年级时，我便经常摘抄一些名言、警句、格言之类。到上初中和高中时，早已摘抄成瘾，且不再满足于摘抄句段，遇到自己喜欢的诗文，便整首整篇摘抄下来。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辽宁青年》。因家境清贫，无钱去镇上购买，就从要好同学那里借阅。每看到那思想性与艺术性俱备的“卷首语”，便整篇摘抄下来。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多次向该刊投稿，终于抓住1999年这个20世纪的尾巴，两次在其“文学沙龙”栏目发表诗作并配发照片，现在想来还满有成就感。

也许正是因为摘抄，以及摘抄之后不断翻阅、琢磨、吸收、消化，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写作的神秘与快乐。故从小学高年级直至高中，我的作文水平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经常被老师在班级朗读，有的还被同学们摘抄到黑板报上。这既为我高考打下了坚实基础，更为我后来走上业余诗文创作之路埋下了伏笔。

1986年，正值弱冠之年的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我考上了当年文科在安徽仅招四人的铁道部唯一师范大学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当我第一次走进校阅览室时，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更像一只蜂蝶飞进了春天的百花园——阅览室上上下下摆满了数以千计的各类报刊。可以说，只要是当时公开发行的，全部都有。这对一个本来就有摘抄爱好的年轻学子而言真的是如鱼得水。从此，我便成了阅览室的常客，以至于里面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学生志愿服务者，全都认识我。

四年间，我广泛阅读报刊杂志上的诗文，遇到自己喜欢的，就立即摘抄下来，无论句段或篇章。四年下来，仅诗歌就抄满印有母校大名的笔记本十多本，加上摘抄的各类文章，共有二十余本，摞起来足有半米高。加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耳濡目染的我，在1987年9月10日（刚上大二），写下了平生所创作的第一首诗。从此一发不可收，并于同年底开始在《文化周报》《青年作家》等报刊上发表诗作。终于，摘抄之树结出了创作之果。即使其中一些作品尚显青涩，但那也是我生命的五线谱上跳荡着的音符，奏出了独属于我的青春的旋律。其中不少我至今仍能完整背出，它们将像胎记一样伴随我终生，也成为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此，摘抄与读写成了我飞越几十年时光的双翅。如今，当生命的激流，义无反顾地冲向花甲的隘口，我仍不改初衷。无论是阅读报刊书籍，还是电脑、手机上网或收看电视节目，只要耳闻目睹到我认为绝佳的妙语，都要及时将其摘抄下来，然后加以反复品读，常常受益匪浅。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作为一介书生，自然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家国情怀。正因如此，我对那些用文学化语言评论时事的精彩华章中的或妙语连珠、或入木三分、或义愤填膺、或当头棒喝、或掷地有声的字字珠玑珍爱有加。不论其以什么方式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都会将其摘抄到专门备用的笔记本上。譬如，“你以为自由女神手里的火炬是文明之光，其实就是海盗的火把。”其一针见血，令人叹服。众多的如此妙语就像注入我灵魂的具有特殊功效的预防针，使我永远不会有变成“书呆子”的危险。

就这样，摘抄与读写一起，构成了我荡起生命之舟的双桨。那圈圈荡漾的涟漪，正是我心花怒放时散发的缕缕花香，只有那些懂我的人才能闻到——那便是快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