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为在各种藤类植物遍布的故乡，土生土长了二十年的缘故，对藤类植物“日久生情”的我，一直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爱。

水稻是故乡人的主食，麦子仅在旱地种植些许，偶尔起到调节口味、丰富生活的作用。在那个稻米无法独自承担填饱肚子的重任的年代，红薯和南瓜（故乡称北瓜）像水稻的左右臂，帮助它完成了极其艰巨的使命。而红薯与南瓜也像两个约定好的兄弟，都靠着那藤的上下求索，最终结出硕果。只不过红薯在地下、南瓜在地面，但都竭尽全力地将心中坚强的信念化为果实的甘甜，义无反顾地替主人排忧解难——二者不但果实能当饭吃，那藤上的茎叶还能作为时新蔬菜，供村民享用。可以说，红薯和南瓜，仿佛一条河的两岸，帮助我那曾经贫穷得食不果腹的乡亲们，像浊流般淌过了一个又一个青黄不接的岁月之河。以至于我现在还喜欢将大小河流及其支流也看作一种在其流域内上下延展、四处蔓延的藤状植物，而各类船只，是否就是这藤上结出的虽不能食用，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换来钱财的果实？

有着如此特殊作用的红薯和南瓜之藤，早已伸展进了我的多篇诗文，此处不赘述。可我的童年、少年时光，还被许许多多的藤缠绕着、包裹着、呵护着，以致于我怀疑自己也是藤上结出的一个瓜果，甘苦自知。

最能体现童真童趣的是一种我至今也叫不出名字的野藤，粗细与韧性均跟母亲纳鞋底用的麻线差不多。它喜欢生长在草丛中，见到松树或其他乔木便攀缘而上。我和小伙伴们用力将其拽断后，要么编织成帽子戴在头上，要么缠成腰带，好将木制手枪别在腰间，手枪末端还系着用红墨水染过的麻线。然后埋伏在草丛里，与另一伙扮演“鬼子兵”的同龄人“开战”。当时只恨胯下少了一匹快马，要不然就更威风凛凛了。

最能体现童年生活美好与浪漫的，是一种开在见墙、篱笆或栅栏就爬的长藤上的金银花。“金银花”之名来源于《本草纲目》，因为其花初开时为白色，经一两日则变成黄色，如银似金，故名。又因其一蒂二花，状如雌雄相伴，又恰似鸳鸯对舞，故民间又称其为鸳鸯藤。它的身姿虽纤细如豆芽，却凭借数量众多，同心协力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馨香，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它与栀子花、荷花一起，成为我内心深处永不消散的故乡的味道。

还有丝瓜藤和葡萄藤，也像两颗拖着长长尾巴的流星，十分耀眼地划过我童年、青少年的天空。

这就难怪，1986年，20岁的我到千里之外的苏州上大学时，每当我拿着学校发放的、只有苏州市民才能享有的免费券去游览苏州园林，一看到爬山虎、蔷薇木香等藤类植物，便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恍惚中又回到了那个供养了我二十年、名叫黄泥巴塘的小山村。尤其是在爱人老家连云港的山上看到蔓延数十米的葛藤时，我就像面对那本多次写到葛藤的《诗经》一样，感慨万千、赞叹有加。

作为一个诗文爱好者和写作者，我对有关藤的古今诗文挚爱有加，自上小学起就格外关注。“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思君一叹息，苦泪应言垂。”（南北朝·虞炎《玉阶怨》）“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李白《紫藤树》）“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不是周从事，何人唤我来。”（白居易《陈家紫藤花下赠周判官》）“圆似流钱碧剪纱，墙头藤蔓自交加。天孙滴下相思泪，长向秋深结此花。”（宋·林逋《牵牛花》）……这些古诗句，我至今能脱口而出。特别是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总让我联想到刘三姐经典民歌中的唱词：“山中只有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油然而生。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每次讲授宗璞的《紫藤萝瀑布》时，我都格外用心，学生们也直言受益匪浅——既提高了语文素养，又获得了有益的人生启迪。而我自己也写有多首（篇）有关藤的诗文。

有时我甚至固执地认为，我自己走过的人生轨迹，不也是一条韧性十足的藤吗？从穷乡僻壤延伸到灯红酒绿的城市，其间经历的风霜雨雪、喜怒哀乐，如今都变成了人生财富，让我格外珍爱、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