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
“1938年2月，侵占蚌埠、怀远的日军以其主力由蚌埠以东渡淮河，以西渡淝河，向上游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淮南矿区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国民党第五十一军正面迎敌。第二十一集团军三十一军在日军侧翼进行牵制作战，所属一三八师沿上窑至北炉桥一线布防，与日军展开激烈交锋。日军派重兵向西推进，占领上窑山。4月，第二十一集团军四十八军接替三十一军防务，军部驻黑泥洼。淮南矿区保卫战，从2月初持续到6月初，在长达4个月的激烈战斗中，中国军民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古镇上窑几经争斗，洞山寺、朱家大山、姚家山阵地几度易手。”《中国共产党淮南地方史》的这段讲述把我们带回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淮南战地的枪声首先在东部古镇上窑打响。
血溅淮上
淮南地区战事起始于徐州会战。
1938年1月至5月，抗日的正面战场，是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铁路地区对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防御战时期。
日军北犯的主力是几个月前在上海淞沪会战犯下罪行，接着又在南京参与屠杀战俘和平民的第十三师团；正面对抗日军的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部队（含桂军等）。徐州是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是日军南北夹攻的主要目标。
1938年1月5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将十一集团军总部移至寿县，部署了几条防御战线抗击日军。
日第十三师团极为猖狂，以为从南京直驱徐州就是旅行行军，十几天即可。没想到在江淮地区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付出惨重代价，近两个月时间才渡过淮河。
1938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日军占领淮南古镇上窑。
此时，已经有一支民间的抗日队伍组建于上窑附近，队伍的领头人是同盟会会员、淮上军老将方绍舟。“他就是方绍舟，就是他带领4000多好汉！就是他吗？骑黄膘马，在山岗上驰骋。就是他吗？举了民族自卫的战争大旗，奋勇打击日军！真的是他，方绍舟，他中等身材，老祖父一样的慈祥的老头儿。银髯在微风中飘拂着，不笑的时候，眼睛四角也折叠水波一样的皱纹……”这是1938年3月11日的上海《大英夜报》，在《凤定别动队司令七二老叟方绍舟》一文中，参照配发的照片，对抗日老翁方绍舟的生动描述。接着讲述这支抗日武装成立的情景：“日本人打到首都的时候，皖北的健儿们起来了。他们彪悍的身影像发怒的巨狮一般，突然耸立：胸膛里燃烧着火，眼睛里冒着火，大家摩拳擦掌地吼跳起来了！还能忍受么？‘不’！千千万万声音喊着这倔强的一个字，洋土匪，我们来了！每个人心里这样想。他们真来了，从田庄从菜畦，从乡镇上的学堂，从自己经营的小行业。要一个和土地厮养大了的人，离开土地是残忍的事，可是，现在不能不暂时离开农作物而来保卫土地。从墙壁上摘下步枪，从床头上拿起黄枪、红枪和大刀，对着这些家伙出神：今天主人要用着你了！没有什么生锈的地方，自小到大，一直在玩着它，世世代代就这样自卫起来，村庄和城镇‘卫国保乡’呼声交织着。回乡城镇的小伙子，老头子发出年轻一般微笑，呷一口自制的米酒，对着祖宗牌发誓‘不给些苦头给他吃，不算子孙，不算好汉！’远居的叔伯子侄，都互相邀约来了。平日，被摒弃在大族世家以外的小族户也被欢迎着跑到一堆，有步枪的带着步枪，有红缨枪、大刀带红缨枪、大刀，什么也没有，带着一根木棒和一颗热烈的心。望着家乡这一带延绵起伏的山峦，四千多好汉咬牙笑了，凭着地势也能狠狠地揍鬼子几顿。这一角天还发着红光，抚摸着火牛一样倔强的人群，他们出没在凤阳、定远、寿县……他们的老家。”
今天再生动的语言绝对描述不了80年前的淮南大地上激起的抗日热潮，绝对形容不了人民激情喷涌、热血沸腾的抗日景象，80多年前的抗日场景如此豪壮，壮士如山脊般挺起民族的胸膛！
日军占领上窑后，时常外出骚扰附近乡村。2月11日，上窑山西北麓新城口的抗日民众武装红枪会，将一伙外出骚扰的日军撵到山上交战，红枪会的一位会员中弹负伤，被抬到山下的黄柏郢村，山上的日军看到这一幕，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2月17日一大早，全副武装的日军扑向黄柏郢村，进村后横冲直撞，见人就刺，顿时村里血肉横飞，尸骸遍地。接着挨家挨户搜查，把村民们赶到大巷中，令他们贴墙站好，用机枪一顿扫射。顷刻间，190多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中午，日军再一次进入黄柏郢，放火焚烧房屋，在一片火海之中，又有十多人葬身。
日军血洗黄柏郢不但没有让附近的人民屈服，反而更加激起他们的反抗。
1938年2月28日，方绍舟获悉日军向淮南与定远交界的洪山口进犯，立即派别动队50名精锐，潜伏于上窑镇东12里的洪山口。上午9时许，当日军的60名步骑兵进入洪山口的伏击圈后，别动队的手榴弹瞬间炸向敌人，日军倚仗优势装备趴在山石间顽抗，机枪疯狂密集地向山顶扫射。双方交战5小时之久后，方绍舟策马扬鞭率部前来增援，内外夹击下日军狼狈逃窜，死伤惨重。
1938年6月2日，正是农历端午节，日寇的侵犯让民众早已无心过节。随着日寇脚步的临近，凤台、寿县的民众开始逃难，他们拖家带口、内心惶然，没有目的地，只能跟着人群流离失所，时称为“跑反”。
72岁的方绍舟记载下了这一切：“1938年6月2日，上窑炉桥一带国军全数撤退，我之部队亦退至水家湖。敌人由陆家桥向西推进，不但大炮机枪射击不止，且有飞机六架在上轰炸掩护。时寿（县）、定（远）难民成千累万，分数路西逃，而敌人在后尾追，业已切近，枪弹均能命中。满道难民哭声遍野……”
1938年6月3日，千余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火力掩护下，由蒙城方向南犯凤台，上午10点左右紧逼到城北的古城孜。当时凤台城内没有正规驻军，只有300名从战场上下来养伤的桂军伤兵。大敌当前，伤兵们组成了荣誉团，由副师长漆道征指挥，和凤台县常备自卫大队一起，与城外的日军进行激战。在炮弹和机枪的高压下，凤台守军伤亡严重。下午4时，敌机又向县城投下了燃烧弹，在一片火海中，凤台守军弃城南逃，县城随即沦陷。
日军占领凤台县城的第二天，淮河以南的淮南矿区和寿县遭到日军进犯。
1938年6月4日清早，敌机轰炸了正阳的浮桥，接着便对堵塞在沫河口、鲁口孜之间“跑反”难民乘坐的船只和夹杂在难民之中的国民党兵进行狂轰滥炸，中弹身亡者和葬身鱼腹者不计其数。河岸上到处是跑散的牛马、丢弃的行李和横七竖八的尸体，孩童的哭声尖利凄惨。
这一天，寿县县城沦陷。田家庵、大通、九龙岗三镇和淮南煤矿全部沦陷。
这个原本纪念屈原的中国传统端午节，成为淮南历史上遭受日寇侵略最黑暗的时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淮水上，好似屈原在悲愤沉吟。
弹雨滂沱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未能达到速战速决、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从此，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受到日军蹂躏的人民不断奋起反抗。
1938年6月4日和1939年11月2日，寿县县城曾两次被日军攻陷。1940年4月10日，又传来日寇来犯的消息：占据合肥的日军，为扩展淮南、蚌埠的外围据点，派骑兵千余人，山炮2门，沿淮南铁路北上，向寿县城进攻。
寿县守军为安徽省保安第二支队第九团，团长是29岁黄埔四期毕业的上校赵达源。这位来自滇军的血性军人，转战江淮屡建军功，而此时的他正在生病，敌军来犯，一切都抛掷脑后，他将全团官兵集合起来进行战前动员，《义勇军进行曲》《黄水谣》《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声响彻古城上空，“誓死保卫城防，坚决与城共存亡”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赵达源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将全团非战斗人员进行疏散，由团部军需主任方醒初负责，并把自己的一份遗书交给了他：
“醒初兄：余在病中，奉命守城，已下最大决心，与城共存亡。若有不幸，善后一切，希兄妥为料理。余之少数积蓄，皆系薪金积聚而来，请以一半寄回家中，赡养老母，一半留给曼玲。曼玲年轻，产后可不必守，但也勿入匪之手。希为我报仇雪恨，杀尽倭奴汉奸！”
4月12日拂晓，日军兵分三路扑向寿县。九团面对强敌孤军奋战，腹背受敌，从清晨到午后虽打退日军数次攻城，歼敌数百人，但九团亦阵亡过半。城内民众亦奋勇参战，救护伤员。下午3时左右，日军集中兵力猛攻城墙拐角楼，“赵达源由西门率剩余官兵，声嘶力竭，向敌人冲杀，但日军仍迭次增援，组成密集火网向县城守军反扑。于是，有的士兵用枪托打，用手榴弹砸、用嘴咬、用脚踢，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从拐角楼突破。士兵大部分阵亡。日军陆续冲入东门、南门，赵达源带领团部警卫排仅剩的6名士兵，沿城墙向寿县西关转移，适遇日军机枪扫射，不幸中弹坠入护城河中，为国捐躯。”（《寿县革命史》）
“力尽殉古城，面对八公，耿耿忠心仙可证；更深留遗书，魂归九重，拳拳赤子恨难平。”这是寿县人民为颂扬赵达源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作的挽联。抗战胜利后，曾在西门立碑纪念。
赵达源捐躯，寿县第三次沦陷之后的20多天，淮河北岸的凤台县城正处在第四次沦陷的前夜。驻守凤台的是安徽省保安第六团。1940年5月3日，日军数百人由田家庵乘汽艇再次西犯凤台，保六团早有准备，在城北郊靠近淮河的三里沟设下埋伏，当日军进入伏击阵地时便被保六团射杀，双方激战，保六团未伤一卒，阵地上躺着百余具日本兵的尸体。当日军残余进入保六团撤离之后的凤台县城的时候，发誓一定要狠狠报复。
5月22日凌晨，日军从蚌埠、淮南、寿县纠集千余人分三路围攻保六团把守的三里沟这个淮河边上的重要门户。敌人来势汹汹，保六团利用庄前纵横交错的战壕抗击日军。战斗到八九点钟的时候，日军三面围攻，保六团撤离三里沟北往桂集。
日军进入三里沟庄内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芦苇塘逃难妇女，在日军机枪扫射、手榴弹的爆炸下，鲜血染红了塘水。”“庄西头躲满村民的百米长沟，两边各站一个鬼子监视，另外几个鬼子顺着小沟由北向南，展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刺刀捅死，有的被手榴弹炸死。杀死的小孩还挑在刺刀上取乐，有个叫小嘎嘎的小孩，用力攥住鬼子捅来的刺刀，五个手指被割掉；另一个鬼子跑上来用刺刀穿通他的太阳穴，鲜血淋漓，立即死亡。不到一小时，横七竖八的尸体布满了百米长沟。一个名叫小黑子的，躲在屋里，鬼子一枪没把他打死，又对他肚子捅一刺刀……”“三里沟全村男女老幼共500多人，死于刺刀下的就有84人，受重伤的有120余人，被奸淫者难计其数，蒋明文、胡东标、小猴和黑三等7家被杀光。”（《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淮南卷》）
寻光铸魂
尽管凤台县城和寿县县城反复被日军占领，但凤寿两县的人民从来就没有屈服过，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分别建立了凤台县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寿东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虽然远离淮南主城区，可它们就像曙光一样照亮了敌占区的淮南人民，以至于很多百姓包括矿工朝着曙光奔去，参加新四军抗击日伪兵。
1938年6月，新四军豫东游击支队在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的率领下，进军到怀远、凤台地区进行游击宣传活动，积极打击日伪武装，对淮河以北的人民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0年7月，以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委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原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六支队与越陇海线南下的八路军三四四旅合编而成），为扩大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挺进淮上，建立了淮上地委和淮上行署。此时，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和淮上地委决定开辟凤台抗日民主根据地，改组凤台县委。
四川籍的陈元良，来自新四军六支队、曾以特派员身份到凤台调查了解全面情况的淮上地委干部，被任命为中共凤台县委书记。为保障工作，八路军七旅六八八团二营随同陈元良来到潘集。县委成立的千人大会在潘集小学召开，随即建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组建武装队伍与日伪开展斗争，开辟了以潘集为中心，东至高皇、北到万福集、西至尚塘、南至架河约630平方公里、20万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12月，国民党汤恩伯、何柱国等部和马鸿逵骑兵队，共约30万人，向豫皖苏边区新四军第四师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新四军第四师全部武装和地方工作人员转移到津浦路东洪泽湖周围皖东北地区，扩大巩固津浦路东淮北根据地。1941年4月凤台县委率县区武装和大部分地方干部随新四军第四师转移到皖东北地区，在县委转移时，留下来丁文山等坚持地下斗争。”（陈元良《建立凤台抗日民族政权的概况》）
丁文山，凤台县汪家庙丁家岗（今潘集区平圩镇丁郢村）人，兄弟四人，家贫，为了生活学了做豆腐的手艺，农闲时四处赶集做豆腐。为人豪气，公正刚直，大家都称呼他为“丁四老板”。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丁文山，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初期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之后，曾担任中共凤台县委副书记、书记。1940年7月凤台县委改组后他奉命到潘集东部开辟二区。二区紧靠淮河河道，是日伪兵外出扫荡经常出没的地方，丁文山率领他组建的武装队伍，就在这里与敌人开展了游击战争，留下了平家滩阻击战、巧袭老牛坟等大快人心的抗日故事。
1940年皖南事变后，寿县的东北是日伪占领区，西南是国民党占领区，寿东南则是日、伪、顽势力范围的交界处，其中有一南北长50多公里、宽2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敌伪势力较弱，曾经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游击区，群众基础好。1941年3月18日，新四军二师决定到寿东南的这块区域开辟根据地，二师六旅十八团政治部主任杨效椿奉命率领50多人，30多支枪（其中轻机枪一挺），开赴寿东南，开展游击战。
“4月5日夜出发，6日拂晓前到达水家湖西四五里地的蒋家凹。跨入寿县地区的第一天下午，就与水家湖伪军大队阎老母狗（绰号）所部伪军发生战斗。敌人被我军打跑了。”(杨效椿《淮西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及政权建设》）
6月7日，杨效椿的部队开到瓦埠湖东，赶走了设在大顺的国民党湖东办事处。七八月间，收复了杨家庙，击溃了伪军几十人，缴获10多支枪。8月，在白桥湾与下塘集之间破坏敌公路数里，割电线1000余斤。10月，在蒋庙附近伏击伪军，俘虏40多人，缴长短枪30多支……
杨效椿的回忆文章清楚地记载了这支新四军部队在寿东南地区的游击战报，这支部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为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的一支劲旅。
1942年4月，300多人、200多支枪的淮西独立团成立，团长李国厚、政委杨效椿。“独立团的活动始终在寿县地区，北起淮河，南至吴山庙、合肥西四十里铺一带；东起水家湖西数里，西至瓦埠湖滨。在这一百余里方圆地，始终没有转移过。”“淮西独立团成立以后，自1942年6月至1945年上半年不断发展壮大，由一个正规连到日本投降发展到一个团九个连，1000余人，900多支枪，另有轻机枪8挺。”（(杨效椿《淮西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及政权建设》）
1938年6月日本占领淮南三镇之后，就把淮南煤矿交给了日本垄断财团三菱矿业和三井矿山公司经营，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疯狂地进行掠夺开采。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矿工受尽了折磨，成批成批地死去，1942年秋，一天就死了180人。1943年春，日本人为了掩人耳目，强迫矿工在南山挖了3条长20米，宽、深各3米多的大坑，把漫山遍野的尸骨集中抛入坑里，形成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据不完全统计，“万人坑”共埋葬了1.3万人，成为日军野蛮掠夺、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由自发的消极怠工逐步发展为有组织的反抗斗争。当时活跃在矿区周围的新四军游击队，不断派人到矿区开展革命活动。1943年春，新四军淮西独立团尹芸萱来到大通矿，组织100多名矿工，打死日本哨兵，集体参加了新四军。杨效椿曾撰文说：“抗战期间，淮南矿区先后参加新四军的矿工约有400人，他们怀着对日本强盗的深仇大恨，在抗日的战线上英勇杀敌，做出了贡献。”
80多年过去，淮南大地上早已硝烟散尽，但历史永存，英魂不灭，抗战精神将传承赓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