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文章，一旦读到，可能便会终生不忘，如一棵树一样，永远扎根在你心里，而它对你的影响也只会历久弥深。

大学时曾读到周国平所写《人生贵在行胸臆》一文，快二十年过去了，每次重新翻读，仍然由衷地喜欢、认同和欣赏，觉得确实写出了人生应有的理性自觉、生存状态与精神风采。

在周国平眼中，明代著名文人袁中郎（宏道）是一位真正能畅行自我胸臆的倜傥名士。不论是做人，还是为文，他都能将自身的真“个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能“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生活，活出自己的本色来”。

要想活出本色，活出真性情，这绝非易事！周国平笔下的“袁中郎”，实因其有才、有悟、有识、有品，方能一生行己所愿，不悔所弃，“好好地活过一场”。

袁中郎有的是“逸才”。在晚明文坛上，他与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都“是开一代新风的人物”，是晚明“性灵”文学的开拓者、代表者。中郎自言其为文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平生最喜山水朋友，初到吴县为令，便致信友人云：“吴中若有此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又曾云：“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中郎所写文字，大都如此，率性而为，“潇洒不俗”，少有伪饰造作之语。这种超群逸众的文学才能源于他“内在性灵的自然流露”，实为性情所致，不可强求。

袁中郎有的是“彻悟”。中郎虽有“听断敏决”的为官治事之能，并非纯为一文士而已，但却始终不喜宦海沉浮的生活，对名利生死看得极为通透。中郎曾诋斥醉心名利权势之辈云：“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趋名骛利，唯曰不足，头白面焦，如虑铜铁之不坚，信有死者，当如是耶？”在他看来，常人对名利权势的追逐永无尽头，只会是“终身驰逐”，至死方止。但是，人的一生绝不应如此度过，而是要学会“享受生命”的真乐趣。因此，中郎生平力主“得趣”的生活态度，认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他认为，保持一颗不受功利污浊浸染的“赤子之心”，发现和享受爱情、友谊、自然、艺术等带给人的无限意趣，才是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中郎说：“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中郎让自己和“世俗的竞争拉开距离，借此为保存他的真性情赢得了适当的空间”，也以此让自己“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种种快乐”。不得不说，中郎实在是个以此中的“聪明人”！

袁中郎有的是“卓识”。中郎把自己的人生观总结为“适世”一说，认为与儒家的“谐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不同。中郎身为晚明文士，实则于儒释道三教都深受熏染，但是他却想跳出三教的拘束，寻找一条适合自身洒脱性情的新路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想做“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因此，中郎人在俗世而不厌俗世，只是希望自己不为俗常礼教所拘束罢了。他甚至批评佛祖和达摩舍太子之位出家，认为二者都是“不圆之甚矣”的矫作所为，如果是真修行，“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中郎还认为儒释道三教根本上都在“企求某种方式的不死”，而这更是不切人生实态的虚迷幻想。在他看来，人不应为生死所困，只要“好好地活过一场，也就死而无憾了”。中郎完全有着自己独立、独到的人生认识，从未在思想上放弃过自己人生的主动权，这也是他真能不落流俗的根本原因。

袁中郎有的是“高品”。对“人生的实质”的彻悟，对“生命的热情”的赤诚，让中郎有着不同凡俗的精神境界，没有变成封建时代常有的“俗人”“俗物”。中郎不喜为官，所以平生实际从政时间较短。他对做官以外的事情，总是充满盎然的兴致。爱山水，便说落雁峰“可值百死”；爱朋友，便叹“以友为性命”；爱女人，便坦陈有“青娥之癖”；爱读书，便会在“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其实，中郎真正所爱的是“终归还保留着一种自己的真兴趣真性情”的“快活”生活！中郎对人生的理解在最大程度上返回到了“人生”本身，因此他在精神境界上是远远超拔于庸常之士的，是能“怀着大化的超脱心境享受人生”的自由的生命个体。

古往今来，士人无数，但又有几人能如袁中郎一般想得开、看得开、做得到呢？周国平作为哲学家，最欣赏中郎的地方既在于他是能为“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在于他是虽为常人而不持“俗心”者。我对中郎的欣赏，对周国平文章的喜欢，也是如此！

人生贵在行胸臆。但须知，没有相应的才、悟、识、品，恐怕很难如人所愿。也许，只有我们终身努力不懈地守好本心，力行所愿，庶几能有实现之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