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文章”？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现代著名作家唐弢在二十七岁时所写《文章修养》一书，对这一问题做出过令人深思的解答。时隔八十余年，这部曾经“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的“平易，简洁而生动”的著作，当我们重新开卷阅读后，依然能够从中受益良多。

为什么人想要写“文章”，尤其是“好文章”？因为“人类大抵都有表现的欲望”，想将“现实生活里最动人最显明的片段”“用文字的技巧来实践”和记录下来，让其中“社会教训的意义”得以显现，最终“促进生活”。由此，唐弢认为“文章”与“生活”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紧密关系，或者，可以说“文章”实际上是植根于人类“生活”的产物。任何文章，特别是“好文章”，要想写出来，都“往往决定于作者意识和态度”，而“锻炼作者的意识和态度的熔炉”，绝非其他，只能是“生活”！唯有摆正了“文章”与“生活”的位置，真正透彻明了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懂得“文章也是人世的产物”，才不至于或把文章“捧上天空里去招摇”，或把它“放到脚底下来践踏了”。

在唐弢看来，写“文章”虽然要讲究“文法”“章法”或“技巧”，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将作者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放到第一位来对待。“向书本学习”是重要而必要的，“从生活提炼”却是更高的写作要求。无论写什么样的“文章”，都不能“太偏、太离开了现实社会”。读书过少，社会阅历过浅，只能让作者陷于“文章终于只剩了一点架子，内容却越发空洞了”的窘境，或是“虚伪乖角的泥淖”。写出“好文章”，绝不是“仅仅记住一些花巧的词汇，懂得几种拼凑的方法”就能实现的。“好文章”只能源自于坚实深厚的社会“生活”，而“写作的泉源，是还得从生活的高峰上出发的”，因为“文章虽然是表现人类的思想、感情、想象的东西，但这思想、感情、想象，却正是人类的意识对于现实的感应”。一言以蔽之，“充实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就是充实自己的写作材料”，这便是一切写作实践必须始终严格遵循的根本规律。

古今时代虽然不同，但“好文章”的写法却有着内在的一致之处。唐弢以《论语》《史记》为例，更为明确地指出：“生活和文章本来是揉在一起的，并不分离的”。“生活永远是变动的”，写作者只有坚持面向“生活”，不断“从生活提炼”，才能深度把握与切中“生活”之要害，让自己所写的文章“保持特定的式样和色彩”，“探得问题的核心，具体地表现出生活的真理来，不至于像照相机一样，只照下一些平面的肤浅的现象了”。

什么是“好文章”？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来？

基于以上认识，唐弢最终的回答是：“能够融化，能够概括，能够从生活里汲取进步的观点，指示出未来的动向的，这就是好文章”。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定是富于生活经验的”，正如俄国作家高尔基、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前者一生曾做过皮鞋店的学徒、轮船上厨子的下手、建筑绘图师的徒弟、铁路的看夜人、饼干司务和面包司务，后者则有着赶货车、在货船上当船伙、理发店里当擦鞋者、当漆匠，甚至为西班牙人作战的丰富经历。“生活”让“作者”有可能真正变成伟大的“作家”，“宇宙是他们的学校，他们向现实学习，懂得怎样从生活里提炼”。可见，无论是“好文章”，还是“好作者”，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创造物。

从“生活”的立场与视角审视“文章”的写作，以及“好文章”的生成，这是年轻的唐弢在民国时期便深刻认识、理解和阐发的写作理念。尽管时隔已久，他所写《文章修养》里谈及具体写作方法、技巧的内容，同今天的写作理论相比，已显得有些单薄，但是对“文章”与“生活”之间关系的理性审思，对如何站立在“生活的高峰上”写出“好文章”的切己体悟，年轻的唐弢却说出了能够穿越时空、裨益今人的独见卓识。

“必须重视实际生活，同时也应该把读书当作实际生活的一部分”，能够把所读到的书本知识“匀和地融化在自己的生活里，融化在自己的文章里”，这种打通读书、写作与生活的根本理念，或许，正是唐弢留下的最令人深思、也最具历史价值的文学理论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