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哲学基因与伦理智慧，始终滋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的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九州共贯、民惟邦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停留在人口数量的表面含义，而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治理、人本伦理的深层智慧。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和合理念，奠定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的民本思想基础，最终转化形成了四海一同的大一统民族观。从王吉提出“六合同风”的共同体理念，到张载主张“民胞物与”的泛爱精神，都体现了中华文化中注重大局把控的整体性思维和强调本固邦宁的深邃治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继承大同社会观和民族团结观的基础上，对“礼法共治”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真正做到了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人口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创造出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

二、富民厚生、天下为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公天下”理念和“政在养民”情怀的思想凝练，是中华文明在历史沉淀和现实发展中接续传承的人民性基因。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强调了公平分配对消除贫困、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晏子春秋》中强调的“权有无，均贫富”，虽带有古代平均主义色彩，但反映了对贫富差距的深刻批判。钟会在《刍荛论》中指出“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这也彰示着封建政治体系中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的价值旨归。纵观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历程，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价值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仁民”“安民”的民本元素不谋而合。这种将社会公平正义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的现代化，将以更崇高的社会理想为价值引领，在中华大地赓续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篇章。

三、物心兼修、文质并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守中致和”哲学传统的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物质富足是基础，精神富裕是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社会教化方面，管仲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为物质与精神的共生提供了伦理基础；在道德礼俗方面，孔子主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阐明了以义制利、理制物欲的人本逻辑；在价值理性层面，《礼记·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强调了人与社会和谐共进的重要性。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人的物化、异化为代价，割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资本原始积累式现代化，在继承中华文明尚中贵和、厚德载物的发展观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四、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生态智慧，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观深深植根的文化土壤。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些哲理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万物观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不谋而合。孔子反对“竭泽而渔”，《礼记》提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所体现出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伦理观，与“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观一脉相承。商鞅颁布的《垦令》《算地》等农耕历法与古代“桑基鱼塘”的农业模式，其中都包含着“和合共生”的传统治理智慧，这与“山水林田湖草沙”共治的系统思维异曲同工。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爱万物、民胞物与的哲学渊源，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范式，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

五、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确路径，也是基于群己合一、天下大同的传统社会观的时代必然选择。《尚书·尧典》有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壮阔图景，这其中体现出的亲诚惠容的仁爱理念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愿景，均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目标的生动历史映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今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模式的新形态，成功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扬弃和超越，以睦邻友好的坚定态度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发展，以求同存异的方式致力于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以胸怀天下的气度慨然承担起国际责任与义务，为世界之治贡献了东方智慧。

（作者单位系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