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的阁楼里藏着一盏煤油灯。铜质灯座早已氧化发黑，玻璃灯罩上还留着烟熏的痕迹，像是岁月故意涂抹的暗影。我轻轻擦拭时，指尖触到灯芯调节旋钮，那上面有两道浅浅的凹痕——是祖母常年摩挲留下的印记。

这盏灯经历过真正的黑夜。父亲说五八年大停电时，全村只有我们家还亮着灯。祖母把灯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邻居们便捧着粗瓷碗循光而来。灯光透过蓝花碗里的红薯粥，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王木匠总爱凑近灯焰点旱烟，胡子差点被燎着时，孩子们就咯咯笑起来。那笑声撞在灯罩上，碎成许多细小的光点，落在褪了色的年画上。

灯盏最辉煌的时刻是在除夕。祖母会往灯油里添一勺桐油，火焰便窜得老高，把新贴的窗花映得通红。守岁时我常盯着灯芯发呆，看那截棉绳如何将浑浊的煤油变成跳动的精灵。有年雪特别大，电线杆倒了，我们家却依然明亮。祖父在灯下写春联，墨汁里调了金粉，每写一笔，灯光就在金粉里多藏一分。

后来通了电，煤油灯退居墙角。但每逢雷雨停电，它总会重新上岗。祖母擦火柴的动作永远优雅，“嚓”的一声，整个屋子的阴影都退后三步。我们围坐在灯旁剥花生，墙上的影子被放大成皮影戏。雨滴敲打瓦片的声音混着灯芯燃烧的细响，竟成了最好的催眠曲。

灯盏也见证过离别。那年我外出求学，临行前夜突然停电。祖母就着灯光给我缝内衣口袋，针脚比平时密许多。“城里灯太亮，”她把叠好的钱塞进夹层，“别忘了这盏小灯。”后来才知道，那晚她故意没点电灯。

去年冬天整理遗物时，我在灯座底部摸到个油纸包。展开是张发黄的照片：年轻的祖母站在灯前，怀里抱着婴儿时期的父亲。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光明一九五三”，字迹已经模糊。那天我试着点燃残存的灯油，火苗窜起的瞬间，忽然看见墙上浮现出三个影子——我、父亲，还有永远停留在照片里的祖母。

如今这盏灯放在我的书桌上。现代灯具太过精准明亮，反而照不见某些东西。有时深夜写作，我会关掉顶灯，只留这朵颤动的火苗。它照不清键盘，却能照亮记忆里那些被强光抹去的细节：祖母耳后的皱纹，父亲年轻时在灯下修理收音机的侧脸，还有那个总爱对着灯焰眨眼睛的小女孩。

生命的灯盏从来不需要多亮。它只需足够温暖，让我们在黑暗中认出彼此的模样；足够持久，能陪伴一代人走过漫漫长夜；又足够谦卑，肯在光明来临时退回角落。就像此刻，我吹灭灯火，青烟笔直上升，而它留在视网膜上的光斑，还要很久才会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