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是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撰的一部哲学著作，内容涵盖哲学、政治、伦理、天文、地理等多个领域，可谓“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淮南子》在融合诸子百家的基础上，以道家“清静无为”为基底，熔铸儒家义利之辨、法家制度之维、阴阳家天人之道，形成了“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廉政兴国思想。既包含对义利关系的哲学思辨，也涵盖民本思想的实践路径，更构建了君、吏、民三位一体的廉政生态体系。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反腐败斗争的背景下，《淮南子》的廉政智慧犹如穿越时空的思想之光，为现代治理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一、义利之辨：构建廉政的价值根基
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淮南子》在继承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不以利害义”的价值准则，构建了义利对立统一的辩证认知。
义利之辨的历史演进与思想整合。先秦时期，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法家则“崇法尚利”；墨家“贵义兼利”，提出“义，利也”；道家则“义利俱轻”，老子主张“绝仁弃义”，庄子提倡超越功利境界。《淮南子》突破学派局限，在《缪称训》中提出“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将义定义为符合民心、顺应众望的道德准则，既肯定儒家义利之辨的道德维度，又吸收墨家“兼利天下”的公利思想，形成“义利相倚”的辩证观。
义利对立：道德优先的价值选择。《淮南子》继承儒家核心立场，强调义对利的优先性，将义利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道德标准：“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这种价值判断本质上是对政治伦理的规范，要求为政者超越个人私利，以道义作为行为准则。这启示着现代治理，单纯的利益激励或制度约束难以构建长效廉政机制，必须筑牢“义以为上”的道德根基，使公职人员从内心认同“廉洁奉公”的价值追求。
义利统一：尚义为公的实践路径。与儒家“存义去利”的绝对化倾向不同，《淮南子》提出义利统一论，认为“重义”并非否定“利”，而是强调“利”的正当性——“取利”须以“利民”为宗旨。《淮南子·脩务训》盛赞圣人“日夜不忘于欲利人”，认为“其泽之所及者，效亦大矣”，将为民谋利上升到“大义”的高度。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对“利民为大义”的现代诠释——党员干部应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治理，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实现个人抱负，使“义”在“利天下”的实践中得以彰显。
二、民惟邦本：夯实廉政的治理根基
《淮南子》继承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提出“民者，国之本也”的论断，将民本思想作为廉政建设的逻辑起点，构建了“安民、利民、富民”的治理体系。
以民为本的治理哲学。《淮南子·主术训》以形象比喻阐释君民关系：“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这种“根基论”揭示了廉政建设的本质——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历史上，桀纣之世“攘天下，虐百姓”导致灭亡，而文景之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成就治世，正反对比印证了“廉则民利，贪则民害”的道理。《淮南子·氾论训》中提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意思为治理国家有常法，但利于百姓是根本。现代治理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廉政建设必须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根本，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治理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5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及时有效回应群众需求和关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勤政为民的实践要求。《淮南子》突破道家“无为而治”的消极理解，提出“积极无为”观，主张“应时脩备”“因势利导”。《淮南子·主术训》记载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脩封疆，虾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办事，本质上是勤政为民的体现。这种思想对现代政务实践具有双重启示：一方面，公职人员需“夙夜在公”，主动作为，避免“懒政怠政”；另一方面，勤政须遵循客观规律。
简政宁民的制度设计。针对秦政“政苛则民乱”的弊端，《淮南子·本经训》主张“取予有节，自养有度”，通过轻徭薄赋、简政放权减轻百姓负担。“政令约省”的治理原则，本质是对权力的约束——限制政府过度干预，避免“侵渔其民”。现代治理中，这体现为“放管服”改革，通过精简行政审批、规范权力运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既防止权力寻租，又为市场主体松绑。同时，“省事节欲”对领导干部提出自律要求，克制个人贪欲，将资源用于民生福祉，如严控“三公”经费、整治奢侈浪费，正是“自养有度”的现代转化。
三、三位一体：构建廉政的生态体系
《淮南子》超越单一主体治理，提出“君廉、吏廉、民廉”协同共治的理念，构建了涵盖顶层设计、中层执行、基层治理的廉政生态体系。
君廉：垂范自律与制度制约并重。作为权力核心，君主的廉洁与否关乎国家兴衰。《淮南子》提出双重要求：其一，道德自律，“处无为之事”“清静而不动”，克制“嗜欲”以“廉俭守节”。其二，制度制约，提出“立法禁君”“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亦受制度约束。“德法并举”的思想，对现代领导干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既要通过党性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又要完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机制，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
吏廉：内在修养与外在规范结合。针对“治国先治吏”的现实需求，《淮南子》提出“以法行廉”“以术御吏”的治理策略。一方面，强调官吏的道德修养，要求“廉洁自守、慎独正己”，“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喻示官吏须以忠信为本；另一方面，构建制度约束，将法视为“天下之度量”，通过明确权责（“明分以示之”）、防止结党（“执术而御之”），杜绝“贪污渎职”。在现代治理中，这体现为“严管厚爱”结合，既通过培训教育提升职业道德，又通过绩效考核、监察监督规范行政行为，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廉洁从政、积极作为”。
民廉：移风易俗与社会共治。廉政建设离不开社会基础，《淮南子·泰族训》认为“民无廉耻，不可治也”，主张通过“修礼义”“化民成俗”培育廉耻之风。为政者须“先自为检式仪表”，通过自身廉洁行为示范，引导民众“崇善废丑”，形成“重厚朴悫”的社会风尚。这种“上行下效”的治理逻辑，在现代社会体现为：一方面，党员干部发挥“关键少数”“头雁作用”，引领廉洁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推动廉政教育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督网络。如《淮南子·主术训》强调的“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需要动员群众参与治理，通过政务公开、民意反馈等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廉洁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