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西南部的太湖县，曾经有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学校——新仓高中。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在校学生不到二百人，连校长在内的教职工也不过十来个人。但就是这样一所条件极其艰苦的农村高中，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造了一段“知识改变命运”的神奇故事。

新仓高中校址在新仓区公所的驻地新仓镇，这是一座始建于明朝末年的古镇，1949年2月，太湖县解放后设区，下辖新仓、转桥、牌楼、花园、罗湾五个人民公社，1977年3月，我们新仓高中120名新生从五个不同的人民公社来到这里。我们那时候入学，不是凭考试，而是由贫下中农代表推荐。

彼时的新仓高中坐落在新仓镇东北的一个小山坡上，条件十分艰苦。学校呈梯田状，没有大门，没有围墙，左面有一条渣土坡道通往校内。走进学校，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夯土操场，两个十分破旧的篮球架。再往上是三排平房，分别是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学校没有自来水，连水井都没有，师生吃水和生活用水全来自陡坡下面的两个小水塘。食堂对学生只提供米饭，没有菜品供应。学校的米都是学生每周从家里带来，一斤米交五分钱柴火费，然后学校发给学生饭票，每到饭点，学生排队凭票打饭。那时的农村尚未解决温饱，有的家庭要靠借米、凑柴火费上学。我本人就经历过好多次家里凑不齐柴火钱，父亲到亲戚朋友家去借钱的事。当时没有公路，最远的同学家距学校三十多里，我们夏顶烈日、冬冒雪霜，肩挑大米咸菜，徒步羊肠小道，求学之路十分艰辛。

高中的两年半生活，咸菜是我们餐桌上的主旋律，每天的下饭菜就是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冬春气温稍低还好，夏秋气温高，加上没有什么油，有时带去的咸菜放几天就生了薄薄的一层白霉，即便如此也舍不得倒掉，用开水一冲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咸菜吃完了，就只能用开水涮一下咸菜瓶子拌饭。那时候学校没有统一的床铺和被褥，床都是同学带来的，被子是一人带一床，一床用来垫、一床用来盖，大点的床睡三个人，小的睡两个人。那时候农村青年思想比较保守，男女生基本没有交往。后来考上清华大学的鲁同学，他生性聪颖，什么知识一点就通、一学就会，但他最大的毛病就是顽皮，上课时经常和周边同学戳戳捣捣，讲话嬉闹。为了治住他的顽劣，班主任老师想了一个绝招，他把鲁同学与一个女同学调成同桌，不仅如此，还把鲁同学座位前后左右全部换成了女同学。还别说，鲁同学虽然顽皮，但属于那种见到女生就脸红的人，所以他从此以后上课安安静静,认真学习，最终考上了清华大学。

高中的第一个学期，劳动是主课，学校想再建一排房子，挖屋基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头上。由于我们120人中90%以上父母都是农民，所以挖屋基的活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不算很苦很累，大家在玩耍中完成了劳动任务。我对当年劳动课的记忆不是特别深刻，唯一还有的记忆就是班花孔同学在挑担子时总在肩膀上垫一块全新的花手帕。这种行为被几乎所有同学认为是小资情调,从而成为了晚自习后的谈资。想想也是，那时候有一块新的花手帕是好多女孩子的梦想。就像我那时渴望有一条红色的孔雀牌球裤一样，但这个梦想直到我大学毕业后才实现。

1977年10月份的一天，学校广播里播送了国务院、教育部关于在全国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通知。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当时的老师学生都十分兴奋和震撼。仿佛是一夜之间，学校停止了劳动课，所有的老师开始认真评估班级每一个学生的状况，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计划。老师们开始到处找资料，做详细的教学方案。我们的老师有好几位原本是太湖师范学校的高级教师，他们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爱生如子，立誓要让自己的学生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大展宏图，同时也用学生的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

1979年7月7日，我们走进了高考考场。那几天天气特别热，那时候的考场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为了给考生降温，考点在室外准备了几个装满凉水的大澡盆。我记得考完第一场后，我出门就把头埋在水盆里凉了个透。那时候没有家长陪考，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考生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考试，所以从考场出来，是看不到像现在高考时身穿旗袍，将考点大门口挤得满满当当的送考大军的。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我们新仓高中1979届应届考生120人，达线生40多人（安徽省当年的高考录取率是6%），其中不乏清华、北大、同济等名校。名不见经传的新仓高中一考成名，县里为此专门奖励了新仓高中一台18寸的黑白电视机。

四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如今新仓高中已不复存在。遥想当年，这里曾是我们这群少男少女求学进取、追逐梦想的圣地，它是我们心中的圣殿。师者匠心，止于至善。人一生最紧要处就几步，新仓高中在我们最关键的起步阶段扶着、推着我们，让我们和时代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

感谢新仓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