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总在缝补什么。

晨光初透时，缝纫机的哒哒声便从老屋东南角漫出来。她伏在斑驳的枣木案前，将我的校服领口翻过来又折过去，银针在靛蓝布料上犁出细密的沟壑。“扣子要钉牢些”“领口容易开线”，她的声音像线轱辘在檀木板上打转，一圈圈缠住我急于逃向门外的脚步。那时的春日总是太短，短到听不完半句叮咛，短到看不见她鬓角沾着的棉絮，在晨风里泛着微光。

梅雨季的傍晚，她又坐在廊下补父亲的衬衫。蝉鸣浸在潮湿的暮色里，她的絮语混着线香袅袅：“袖口磨薄了要加衬”“后襟脱线处得回针”。我趴在竹席上临字帖，看金线在她指间游走如萤火，忽然觉得那些唠叨原是具象的丝缕，正在织一张捕梦的网。

真正读懂这针黹里的深意，是在北上的列车上。隔着车窗抚摸连夜赶制的棉衣，内袋里平安符的轮廓硌着掌心。藏青布面上，母亲用暗线绣了整夜的星斗，针脚细密如她反复念叨的“北方风硬”。铁轨撞击声里，那些曾被视作蛛网般恼人的叮嘱，忽然化作春蚕吐出的丝，将十八岁的莽撞层层裹成温软的茧。

后来在异乡的出租屋里，我学会对着台灯钉纽扣。每当线头打结，总想起母亲教我用蜡抹线时的神情——黄昏漫过她眼角的细纹，把唠叨酿成蜜色的光。“线要顺着纹路走”，此刻穿透两千公里的月光，正轻轻抚平我歪斜的针脚。那些零散的句子原是她埋下的伏笔，在某个梅子青的雨夜，突然连缀成守护的呓语。

今年深秋替她整理樟木箱，褪色的婴儿襁褓里掉出半轴红线。二十年前的端午香囊仍在箱底沉睡，艾草香早淡了，唯有母亲绣的菖蒲依然苍翠欲滴。她突然指着我大衣的袖口笑：“这锁边针法还是没长进”，银针已抢着在毛呢上跳起圆舞曲。那些说了半世纪的“袖口最易脏”“下摆要留余量”，此刻忽然显影成秘传的文章。

霜降那夜，她执意要为我的旧围巾添流苏。月光透过冰裂纹窗格，将她的白发纺成银线。顶针与剪刀在青砖地上敲出更漏般的声响，我数着那些重复了三十年的唠叨，忽然听见时光的梭子在哐当作响——从母亲留下的纺车，到此刻我掌心的暖意，原来世间最绵长的爱，都是借唠叨的经纬，将星河绣进寻常的晨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