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位邻家大嫂去世，我又回了趟老家。我的老家是皖西南太湖县一个叫杨家窑上的小山村，十来户人家，五六个姓氏，典型的杂姓村。这里过去交通闭塞，到县城要步行二三个小时，现如今在离小村一公里的地方修建了太湖高铁南站，双向六车道的大马路修到了村口，从县城到家大概也就五六分钟的车程。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居民逐年减少，七零后基本都在外面打工，他们的后代绝大多数已经变成了城市人。所以，现在常年居住在小村的就是十几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虽然现在交通发达了，生活好了，但因为缺少年轻人，小村显得没有生机，正在逐年落寞。只有逢年过节或谁家遇到红白喜事，在外打工的七零八零后们才会从天南地北回到小村，所以只有在这时，村子里才显得生机勃勃，热闹非凡。

去世的大嫂有三个孩子，两个在上海，一个在县城，算是儿孙满堂，但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人独居。她这种情况与小村其他留守老人几乎完全相似，所不同的是有的是老两口都健在，互相有个照应，相比而言少了一点孤独的寂寞。大嫂出生在解放前夕，她的父母因为对当时形势判断不明，在解放前夕置了几亩田地，土改时被划成了地主成分。实际上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那几亩田地带来的任何福利，没有做过一天的大家闺秀，甚至没有念过一天书，是真正的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地道的贫农，但却阴差阳错地背上了个地主后代的名分。好在我们这个杂姓小村人都很善良，村里人并没有因为成分问题对她一家另眼相看，更不像电影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格格不入，从我记事开始，印象中大家都是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大嫂后来嫁到了本村，我至今依稀记得她当年戴着红盖头坐着独轮手推车出嫁的场景。我的父亲小时候逃荒要饭，无家可归，是她婆家的爷爷收留了我的父亲，所以他的公公和我的父亲从小一起长大，虽不是兄弟，但亲如兄弟。所以大嫂出嫁后与我家就成了“亲戚”。她一辈子为人厚道，古道热肠，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在家是贤妻良母，在外是劳动能手，生产队插秧、割稻等样样在行，且干活做事从不惜力，是真正的里里外外一把手。

我参加工作后，每年春节回乡，大嫂都要请我去她家吃饭。她做菜的手艺很好，我母亲在世时，附近红白喜事的宴席都是她给我母亲打下手，我母亲去世以后，她也就成了村里红白喜事的宴席主厨。她们那个年代全部都是义务帮忙，无私奉献。而现在小村里办酒席都是外乡人来承包，包括这次她老人家葬礼上的酒席，也是请来的厨师，所以厨师团队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一个能挑起这副担子了。

大嫂的葬礼按当地习俗办得热烈而隆重，当然也很折腾人，所以我对安庆老家的一些习俗不敢完全苟同，移风易俗在安庆地区还任重道远。但是，也许正是这些我认为应该移风易俗的风俗，才能让小村因此而热闹几天。我因为有事只在那里待了一上午，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山村的灵气在于人气，人才是村子的灵魂。我可以想象她老人家葬礼结束以后村里的样子，一切恢复如常，只有那十来个老人日复一日地守着空巢，扳着手指头在数着还有多少天过年。偶尔有几声鸡鸣或犬吠会打破山村的宁静，在提醒这寂寞的山村里还有一群老人在坚守。

山还在，水还在，路还在，但这山、这水、这路已留不住乡愁，因为留住乡愁的村子正在日渐落寞，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