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安

陈引驰《文脉的演进》（2024年12月，中华书局）以先秦至晚清时期的中国文学为书写对象，打破传统文学史按不同朝代描述文学发展的写作方法，将整个中国文学划分为先秦、唐宋之际、近现代之际三个轴心时代，按照文体进行分类写作，着重讲述轴心时代整体文化与作家个体、各类文体的交融互动。

三个轴心时代中，复古始终困扰着不断演进的中国文学。先秦时期荀子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经的先声。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他认为人要不断学习，改变恶性，学就要向优秀的人学，而优秀的人则是圣人，谓之征圣，圣人又离当前的时代很远了，得从记载圣人言行、情志的经典文本中求取圣人的嘉言懿行，谓之宗经，学习了这些就可以明白道理，克服人性中恶劣的方面，谓之明道。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进一步明确了荀子的文学观念。

至第二个轴心时代，复古风尚渐起。唐代陈子昂“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针对当时流行的浮靡华艳文风首开唐代模拟汉魏诗风的风尚，到韩愈则针对类似于文字游戏的律赋，提出文以明道的思想，其自白言“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宋人接续韩愈极端的复古倾向，北宋初期就有“时文”与“古文”的论争。为突破唐人在诗歌上的影响，求取诗歌的新变，宋诗则一改唐诗情韵生动，音韵圆润的面貌，充满了古书的典故、学问，富于理性，情感克制。针对当时以才学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的不良风尚，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正式提出了“以盛唐为法”的复古主张。

第二、三个轴心时代之交，明朝迎来了复古的高潮。明初三位诗坛巨擘，以其杰出的诗歌创作，开启了明代的复古实践。清代学者沈德潜认为刘基的诗歌“乐府高于古诗，古诗高于近体”。《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袁凯的诗歌“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认为高启的诗歌“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明代诗歌开端就是刚健有力，充满生机的诗风。

发展至第二个阶段，出现了台阁体，这种继承了宋诗冗沓陈腐的诗体。高棅《唐诗品汇》继承宋人严羽《沧浪诗话》的以盛唐为法的复古思想，李东阳进而在《麓堂诗话》提出崇唐黜宋，以热烈的感情为基础，追求刚健秀美的诗歌，即是针对当时不健康的诗风。明诗第三个发展阶段则是前七子时期，代表人物则是李梦阳，李梦阳提出“学不的古，苦心无益”，仍然是反对模拟宋诗，提倡学习宋人之前的作品，写出真人真情。前七子，显然是反对宋人开启的精、瘦、思、理的诗歌审美样式。

第四个发展阶段是后七子时期。后七子代表则是王世贞，他也主张复古，可是与前七子又有所不同。针对前七子，过分注重模拟得像不像，失去了新变与新创的问题。王世贞既要求在拟古的基础上写出性情之真，又反对模拟。在复古思潮之下，推动了明代文学走向第五个发展阶段，即公安派时期。公安三袁主盟文坛，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同样继承了前后七子复古，崇尚宋前文学抒写性情，反对一味剽窃模拟的思想，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口号，催生出了“小品文”这一新的散文文体。

至清代在复古思想的陶染下，诗歌方面出现了格调说、肌理说、神韵说、性灵说，特别是沈德潜的格调说，其理论来源就是前后七子的主情思想。袁枚所提出的性灵说，直接肇始于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散文方面则出现了影响清代二百余年的桐城派，其理论源流则是韩愈等古文运动大家，主要提倡程朱理学，讲究义理，与主情的诗歌理论分庭抗礼。第三个轴心时代出现了巨大的文化断裂，作为对前两个轴心时代的反拨，成就了近代的新文学与新思想。

文脉在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复古，以退为进，在纠偏文学风气的同时，产生新的变化，古典文脉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上下前进，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