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步改进、内生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稳定成熟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来就不可能凭空产生，必然要以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作为滋养，才能生根发芽、深入人心、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近代以后，中国逐渐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入侵不断，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仁人志士苦苦寻找适合中国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试过了，可这些在中国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选择背后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更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我国古代先贤倡导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文化理念有一种深度契合。改革开放以来，兼容并蓄、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互激荡，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探索和实践中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历史证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无不浸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民惟邦本、政得其民，为政以德、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演化发展的文化滋养和智力支持。
淮南寿县作为千年楚都，对中华文明治理体系的形成发展也作出过卓越贡献。比如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县，稳定存在至今也是一种文化延续。据史书记载，楚国在公元前689年至前677年间灭掉了申国和息国，并将这两个国家改设为县。具体来说，楚文王时灭申国（今河南南阳）并将其设为申县，同时灭息国（今息县西南）并将其设为息县，对秦国推进郡县制有很大启发。我国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我国县的建制始于春秋时期，因秦代推进郡县制而得到巩固和发展，两千多年来沿用至今。我们强调县级政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积累的政治智慧。
中国文化崇尚和谐，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和同之辩的命题。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认为不同因素相互融合才能产生万物，如果简单把相同的东西叠加，不仅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还会使世界变得了无生机。《淮南子》也提出了纳“异”而治，谀“同”而败的社会治理观，凸显了上下交流、重视不同意见的重要性。《淮南子》不仅博采先秦百家之所长，更是积极总结了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秦王偏信方士，方士只会主动迎合上意，《淮南子·人间训》中说：“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因此招致灭亡。而善于“听治”，采纳不同意见则能为国家社会治理带来繁荣安定。《淮南子》举例说，在尧、舜、汤、周武王时分别设立“敢谏之鼓”“诽谤之”“司直之”“戒慎之鞀”来采纳天下之人的意见，警戒和防备自己的过失。最终，纳“异”成就了尧、舜等四位国君的开国之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淮南子》中关于纳“异”而治，谀“同”而败的社会治理观说明了注重上下交流、重视各个层次人们意见的重要性。一方面，促进上下交流能最大程度吸纳多数人的聪明智慧，而不至于陷入偏见之中；另一方面，不同意见带来的建设性和警惕性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更能暴露出社会问题。这些文化思想对我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协商民主都有着深刻启发。
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的治理思想与经验。我们既强调法又强调德，既有他律，又注重自律，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我国古代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倡导“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要求优秀治国理政人才，必须经过艰苦条件的磨练，必须具有社会基层的实际经验。现在，我们强调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注重选拔长期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工作困难的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这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历史经验的借鉴。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打牢文化根基，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