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安

提起张隆溪不得不提到他的《道与逻各斯》《同工异曲》，对比较文学学科有重大影响，在学科建设中更是呼吁开展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文明的学科对话。《中国文学史》（张隆溪著，黄湄译，2024年11月，东方出版中心）就是带着这样一种“跨越”激情的文学流变史。通览全书，他试图将中国声音、中国气度、中国精神、中国文明，以其他文明可以理解的方式传达出来，将中国文脉与西方文脉紧密结合起来，在比较中求同辨异，以期达到文明的互相沟通。

张隆溪提纲挈领地拎出中国文学发展重点的人与事，将文与论、读与赏、古与今、中与外有机结合起来。既看到中国文学内部发展情况，又看到各个时代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而且张隆溪更看重后者，所以才有这本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学的通俗读本，他试图在世界文学的地形图中，准确定位中国文学的位置，找到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与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质，希望通过“文”来沟通，以冲破各民族与各文明的封闭圈，达到互相理解与互相尊重。

古人之“文学”，由商周甲骨之“文”开始。“文”即“纹”，后者是晚出字，“纹”的本字是“文”，即花纹，是可见的表象。古人认为豹有豹纹，龟有龟纹，骨有骨纹，观察这些纹理，可以探寻天道真理，人类社会也有“纹理”可循，通过观察社会之表象纹理，就可以探索社会发展之规律，所以与人有关的一切，都可以称为“文学”，故古人之“文学”最终都关乎“人”自身。

同样，西方文学就其本质，也是对“人”的发现。古希腊文学共出现了三次脚的主题。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之踵，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之踵。或许可以联系人首兽身这个神话原型。因此，古希腊文学的主题，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对人的一个总体隐喻。东西方文学本就是同气相求的。

张隆溪着重讲述了诗、文、小说，夹以词、曲。诗之文体，导源于《诗经》《楚辞》，汉乐府远接先秦民歌传统制文人五言，故有《古诗十九首》标志五言诗的成熟，魏晋南北朝开掘声律，故有永明体、宫体诗，将押韵、对偶、声律引入诗歌，开唐代律诗先声。经过漫长的积累与发展，终成唐音，其丰神情韵成为诗之一宗。宋诗另辟蹊径，自成一格，其筋骨思理、平易冲淡为诗之另一大宗。唐宋之后，元明清诗之发展无外乎在宗唐与宗宋之间来回摇摆，形成了著名的唐宋诗之争。

文学当中最为人道的是赋体的发展。赋之发展也与《诗经》《楚辞》有关。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汉初骚体赋即模仿《楚辞》而来，西汉全盛时期成散体大赋，东汉转而入抒情小赋，跃魏晋而入南北朝，遂有骈体赋，唐引押韵对偶入赋成律赋，宋人欧阳修以散文化的章法，破赋体工整之态，自成文赋。自元始又开始学习汉赋，明清更有“文必秦汉”之说。

小说主要来源于神话、先秦寓言、史传散文，这些文类“故事讲得好”成为先声。文言小说的真正开端，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也就是写人、写神话的小说。唐朝的文言小说被称为“唐传奇”，由宋自明，文言与口语白话写作杂糅在一起。明代更是掀起了灯话小说的创作高潮，清代蒲松龄的创作是文言小说最后的余绪。白话小说，来源于唐宋元的说书，也就是口头讲故事，至明代发展为历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清代大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重点讲述诗、文、小说，更深刻的意义是，便于读者了解文明的同与异。诗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诗言志，要表达个人深沉的思想，这与西方文学，诗表达真理是一样的，是一种严肃的文体，易于西方文明圈的读者理解。文在中国文学中主要用于说理、载道，富于社会公用，诸如赋体“劝百讽一”，蕴讽谏于结尾的曲终奏雅，与西方文学的散文文体有所不同。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步较晚，其小说类型也与西方文学不同。

张隆溪在文学史的写作中，融入了自己跨文明对话的学术立场，希望通过文学来互相沟通，达到文学的互通互联，文明的互认互鉴，人类的互爱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