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和姐姐已经睡了，突然听父亲说，大队让我去管灶。母亲说，灶不好管，会计当得好好的，怎么了？父亲说，盘账的时候，出纳那儿少了3元钱，我补上了。母亲突然坐起，气咻咻地说，你又不管钱补个啥，这是你半个月补助呀！你还管不管我们娘几个死活了。那晚，母亲生了很大的气。

那时3元钱是个大数目，一盒火柴2分钱，一颗鸡蛋8分钱，一根铅笔2分钱，我一学期学杂费1.5元。我想，父亲真傻。

父亲接手管灶那天，队长交代：伍他爹，千万不能饿死人。

麻雀叫第一声的时候，父亲催醒我和姐姐去学校，他胳膊窝下夹着算盘就去了食堂。

卖饭时，父亲像个监工又像指挥，一边看着乡亲们打饭，一边还要盯着打饭的阿姨，哪家要多给一个馍，哪家多打一点儿菜。开始，打饭的几个阿姨对父亲很有意见，说父亲是偏刃斧头，标准不一，偏心眼。有一次，父亲让打饭的阿姨给她生病的公公多打了一勺面条，另一阿姨不愿意了，也要给她家里人多打，父亲没同意，这事闹腾到了队长那里。父亲对队长说，家里有病人的，我都会多打一点儿。队长默不作声。

有天晚上，父母拌嘴。母亲说，你知道全队人把你叫什么？父亲说叫什么？母亲说，叫层层眼，你这个层层眼，没给我和孩子多打过一勺饭，多给过一个馍，却老想着别家的事。父亲说，百十人的眼睛盯着，我多给你一个馍，让社员批斗我吗？母亲说，你给那几个小妖精多打一勺菜，多舀一勺汤就不挨批斗了？父亲说，那些人家里有坐月子的、有生病的，还有……母亲再问，那咱四个娃不也都在长身体？父亲红着脸沉默了。

有一次，队长说，伍他爹，有人反映咱队还有屋里冒烟的，你去看看。第二天，父亲带着小虎挨家挨户去检查，确实有家里冒烟的。父亲向队长汇报说，赵叔给老伴熬药生火了，王老汉抽旱烟，买不起洋火，用草绳燃着续火，院子里天天冒着烟。队长再问，父亲说没了。队长有急事，白了父亲两眼就走了。

后来，父亲缠着队长要了半亩菜地。父亲种菜时，就带着我和几个玩伴，我们几个孩子成了父亲的助手，整地耙畦，浇水施肥。等长出青青的豆角，长长的黄瓜，红红的西红柿时，父亲首先让我们这些娃娃们品尝，乡亲们碗里的菜多了，不再是清汤寡水。

父亲管了半年多灶后，大食堂停办，又回到了大队当出纳。

随着我们姐妹四人的长大，家里的花销越来越大。有一次，父亲和一个叔叔拉着架子车去山里亲戚家拉他们的柴，准备到县城卖点儿钱，谁曾想，晚上回家时被林场看护员挡去了架子车，还告到了公社。大队书记骂道，你管着全大队的钱，不能先支一点儿用吗？父亲说，有了这一回，那下一次呢？书记说，你这人太实诚。

在大队干了几年后，父亲回到生产队劳动，兼会计、计工员，直到分产到户。

父亲七十九岁那年放羊时，被羊绳绊倒，造成股骨骨折，再没站起来。我每周都回家看望父亲。有一次，碰到拄着拐杖来家的老队长，两人聊天，老队长说，那年队上办食堂，二狗爹不知是饿死还是病死，大闹食堂，是我把你从大队要回来的，你这家多一勺菜，那家多一个馍，救了几个人的命，还收住了刁女人的嘴。躺在炕上的父亲说，原来是你捣鬼让我回到队里管灶，一月让我少了6元钱补助，我没少挨孩儿娘骂。两人哈哈地笑了。

父亲去世后那天过百日，六组的刘叔晃晃悠悠地来了。刘叔说，五十年前，我是大队出纳，你父亲是会计。有一次，我爹生病，我没钱，用了大队3元钱，一时半会还不上，是你父亲替我还的。那时，如果你父亲写一张去公社办事的招待白条也就能平了账，可你父亲，我的老哥，没那么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