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是一个烤酒匠。父亲不是酒厂老板，父亲只是一个打零工的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乡的乡办酒厂被我干爹承包了，父亲便在酒厂打零工以补贴家用。父亲并不长年待在酒厂，要生火烤酒了，父亲才从距酒厂两公里的家中急急赶去。更多时候，父亲还得和母亲一道揉搓我们一家四口人的二亩水田和一亩八分旱地。

“烤酒”的说法很土，土得似乎连那些烤出来的酒也浸满了煤灰的呛人味道和汗水的黏厚。诗意的说法叫“酿酒”。似乎日子就该如此云淡风轻，一点一点酿出甘美与幸福。“烤”更多时候是水与火的角力，也是手中沉重的铁铲与父亲浑身肌肉的角力。炉火烧起来，父亲和另一个零工——泽翔叔挥动铁铲，不停地往炉中抛煤炭。在这之前，他俩已把五百斤发酵过的麦子或高粱从窖池一铲一铲铲出来，再一筐一筐倒进炉上的敞口铁锅里的大甑子中。每一铲，每一筐，我都看到父亲赤裸的臂膀上肌肉滚动，绷紧，然后松开。如是周而复始，仿佛那是发自父亲的皮肤、肌肉、骨骼的一次次深呼吸。

从固体的粮食萃华为液态的酒，火助酒一臂之力。从科学的角度讲，准确的定义应该叫“蒸馏”，但我固执地认为蒸馏二字少了“烤”的火热与粗粝。五百斤麦子或高粱可以出两三百斤酒，在不大的乡场能卖好几天。烤一灶酒，掐头去尾，中间的精华酒不过几十斤。留下一半对付街面上有点头脸的人物，剩下的，统统与头酒、尾酒混合了，也是高度原浆好酒。原浆酒再按比例掺入井水，调低度数，价钱自然也比原浆便宜一些，当然也就卖得最好。

作为烤酒匠，父亲固然知道酒的好坏。然而，“纺织娘，没衣裳”，烤酒匠也并非总有好酒喝。快过年了，干爹总算开了口，他让父亲和泽翔叔各备一个五斤装的酒壶，到灶上接中段酒。不过，必须分两灶接，一灶酒根本架不住一下子被抽走十斤精华。父亲和泽翔叔理解那十斤酒之于一灶酒的重要性，当然也理解干爹做生意的不容易。

说来奇怪，虽然喝的不可能全是好酒，但可以肯定地说，父亲做烤酒匠的那几年从没喝过假酒。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眼看着村里第一批南下广州、深圳打工的邻居盖起了村里第一批二层小楼，再想想两个成绩挺不错的娃儿将来读大学的巨额开销，父亲突然意识到那几亩田地和在酒厂打工的收入对我们家只是杯水车薪，随即，他也背上铺盖卷儿挤上了去往沿海城市的绿皮火车。父亲在上海、无锡、深圳间辗转，父亲与酒的故事也在三地间延续。其中的诸多细节，父亲多年后才在饭桌上偶然提及。有一次，父亲在上海码头抬石头，石头落下来，砸中了他的脚拇指。亏得石头重心偏移，要不，父亲已成跛子。父亲的指甲盖被砸脱了，血肉模糊，他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包扎，只自个儿买回几片消炎止痛片，擂成粉，用白酒调成药泥，敷在伤口上。仅休息了三天，父亲又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了工地上。

酒既是父亲疗救自己的药，也是他忘却生活劳累的麻醉剂。我一度以为，父亲的味觉就是在那段时间变迟钝的。炎炎夏日，在露天工地被烘烤了一整天后的父亲并不是不喜欢喝冰镇啤酒，但连最便宜的啤酒也得两块钱一瓶。父亲酒瘾大，对他而言，啤酒像凉水一样寡淡苍白。正宗的粮食白酒五六元钱一斤，父亲也舍不得买，父亲只买那种两、三元一斤的食用酒精勾兑酒。父亲说那酒劲儿大，半斤就能让他忘却一切，一夜好眠。

在父亲和母亲期待的目光中，1996年，我如愿考上了大学。2005年，妹妹大学毕业后也有了好工作，在外打工近十年的父亲终于不用再挣钱养家了。不论在我家，还是在妹妹家，我们都坚决不再允许父亲买劣质酒。不过，父亲也有他的酒规——家宴时，他不准我们开名贵好酒。父亲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一家人嘛，喝那么贵的干啥？酒，只要正宗就好！”

前不久，我去外地出差，给父亲带回一些价格亲民的纯粮土酒。那天晚饭时，我把父亲面前的酒杯斟得满满的。父亲试图把酒杯端起来，但他的手有些微抖。怕酒洒了，他又把酒杯小心地放下了。父亲埋下头去，轻轻抿了一小口，他连续咂了好几下嘴巴，然后，我听到一句让我眼眶湿润的话——“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