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下，将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化有机融合生成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里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行法治现代化的创造性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历史与经验的深刻反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中，历史无数次证明，法治是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和共同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与国家最有效的治理方式。西方法治文明在经过长期发展后已具备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从近现代世界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历程中也直面了法治与人治关系这一问题的挑战。在西方国家应对发展挑战以及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关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丰硕成果，法治所具备的维护社会秩序、维护自由和权利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也都已经有了充分的发掘和理论确认。

在近现代世界一体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等方式不断传播其政治文明和价值理念，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共享与文化交融的程度不断提高与加深，致使世界各国对一些具有全球普世性的价值理念的认同程度不断提高，法治因此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各国和民族所接受。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经过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探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法治建设与改革，逐渐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就此来看，辩证汲取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有益经验，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法治的思想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出发点的，在此基础上深刻分析了法的本质等，并且对法律的价值与功能也进行了深刻阐释。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需要利用法律进行确认，通过法律的制定来使无产阶级专政合法化并能为人民遵守。而就法治的价值而言，恩格斯曾指出秩序的存在是人类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必要前提。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充分论述到法所表现出的自由、正义和平等价值，而这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同时，在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领域，理念意识、民间传统和法律传统也都成为开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土化资源。在理念层面，民本意识、公平意识、诚信意识、清官精神等丰富了我国传统法治理念，另外在科举制度、调解制度、监察体制和谏议制度等制度体系中所包含的程序与规则理念也是我国古代法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传统方面，民间的风俗习惯与社会习惯中含有一定的规则，具备一定的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民间法的性质，对于调解个体之间的关系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律传统方面，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哲学家、法学家对“法”这一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法治理论成果和可供借鉴的法治实践，这些理念意识、民间传统和法律传统一直在我国社会传承、发展，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重要的理论资源。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着诸多的矛盾、冲突，在引起国家法律生活领域的某些部分改变的同时，不断催生着法律革命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实践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我国而言，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方位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的现代化产生了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的需求，法治也因此应运而生。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变革带动了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需要，形成了法治现代化开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根本上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对我国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回应，是在我国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问题为导向，根据每个历史时期的问题和任务不同，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和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突出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考虑来看，在现代世界格局中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的奋斗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我国现代化所呈现的问题是不尽相同的，而这也对国家治理方式带来了各种挑战。面对这一挑战带来的变化，法治具有重要作用，法治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外在秩序，成为协调各方共同参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线保障，同时也是理性抉择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最优选项，而这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创与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作者单位系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