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通身皆黑翅膀上夹些灰白羽毛的鸟，又飞到了那棵高大的香樟树上。连着好些天，差不多每天这个时候它都会飞来，在树杈上探头探脑、蹦蹦跶跶，像是在等谁。

秋天渐深，每天午后孙老师陪刘阿姨坐在阳台里晒太阳，一抬眼就能看见它活蹦乱跳的身影。

“看，燕子又飞来了！”孙老师努努嘴，示意老伴看。

老伴抬眼望了一眼，说：“瞎说，明明是只斑鸠吗？”

“斑鸠？是斑鸠吗？”

“你说是啥？”

孙老师搪塞地笑笑，说：“对，还真是只大斑鸠呢。”

“你呀，老糊涂喽。”老伴一本正经地说。

“哈哈，越老越糊涂了。”孙老师自嘲地说。

孙老师不糊涂，糊涂的是老伴。就拿那只鸟来说吧，老伴想起来叫大雁，想起来叫燕子，今天又叫斑鸠，真不知道以后还会叫什么。其实，那不过是一只喜鹊罢了。但不管老伴叫什么，孙老师都顺从着，她说是什么，自己就跟着说是什么。如此荒诞的对话差不多每天都要进行几回。

阳台上装着玻璃窗，将风雨阻隔在外，将喧闹声阻隔在外，只有午后的阳光静静地蔓延进来，暖暖地搂着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一会说说闲话，一会又说说闲话，每回总是孙老师没话找话。

房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老建筑，位于老一中大院的西南角，两室一厅的一套小房子是两人结婚时买的。年轻时孙老师是学校的语文老师，刘阿姨在图书馆做管理员。两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守着这套小房子，两人风风雨雨地过日子，叮叮当当地过日子，眼睛一眨大半辈子就过去了。

一晃儿子长大，成家立业后小鸟一样飞出去，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再后来，一栋楼里住着的街坊邻居也大多买了新房搬出校园，只有孙老师和刘阿姨风来不喜、雨来不惊，一点想搬出去的意思也没有。眼瞅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儿子媳妇不放心，年年催，月月催，始终搞不懂父母为啥非要死守着这套老房子。其实就连孙老师自己也说不清，总觉得这里有让自己难以割舍的东西。

刚退休的几年里，孙老师一直想完成一件心事。他这辈子除了教书只有一个爱好，研究明清小说。年轻时彻夜看书，几十年来陆续写下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退休后，他很想将自己的研究文章整理出版。

可三年前刘阿姨突然患了病，头脑成天无规律地犯迷糊。有时坐在家里愣神半天不说一句话，有时下楼买菜会突然忘了回家的路。几次下来，孙老师意识到老伴的身边恐怕是离不开人了，他将自己整理了一半的书稿一股脑收起来，从此一心扑在照料老伴上，买菜，做饭，陪老伴聊天、散步、打扑克，一步也不离开。

阳台上摆着一张小茶桌，茶桌上有茶水有扑克牌。孙老师问老伴：“咱俩打牌吧？”

“不打。”

“为啥？”

“你总耍赖。”

“放心，我今天保证不耍赖。”

其实，孙老师真不会打牌，不过是找个机会逗老伴开心罢了。

太阳渐渐偏西，牌没打几把，老伴说自己困了，起身回卧室里休息去了，孙老师就自个儿坐在阳台上，边喝茶边看那树上蹦蹦跶跶的喜鹊。

不知什么时候又飞来了一只，两只喜鹊在树枝上飞上飞下，忙得不亦乐乎。孙老师心想，它们大约是要在那里筑巢，到那时自己就多了一户邻居了。这样一想，孙老师的心里就开心了起来。

刘阿姨躺下没多会，儿子回来了。儿子隔三差五来一趟，给父母送些米面和蔬菜。儿子坐在阳台里母亲的位置上，几句话没说又提出让二老搬出去和自己一起住的事。孙老师不言语，一双眼睛时不时望望窗外的喜鹊，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儿子叹了口气，都有些烦躁了。

孙老师伸出一个指头指了指窗外的喜鹊问儿子：“你可知道那是只啥鸟？”

儿子扫了一眼说，不就是只喜鹊嘛。

“不对。”

儿子一脸的疑惑。

孙老师笑笑，自言自语地说：“那是大雁，是燕子，是斑鸠，以后也可能是别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