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夏天，高考结束的我终于拿到了一所师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候读师范不交学费，国家还给生活费，毕业了也包分配。有了这份通知书，我就算跳出了“农门”，吃上了“皇粮”了。

消息传遍了周围远远近近几个村子。那些年，谁家儿女考上吃皇粮的学校，都是乡里乡亲喜闻乐道的大事。我每天把通知书拿出来看好几遍，心里乐开了花。父亲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可我知道他也很开心。他认识的人多，见了他都会恭维几句，拉扯几句，还邀他去茶铺喝茶。茶铺的熟人看见他，都往他这桌来，七嘴八舌地说起他女子学习如何好，如何懂事。讷言的父亲只是倾听，微笑。那是他一生为数不多的骄傲时刻。

在众亲朋好友的要求下，父亲随俗，拿出有限的积蓄在镇上办了一场谢师宴。偏偏我胆小害羞，没有勇气面对那种热闹场面，更没有勇气充当主角。宴席还没开始，我就当了逃兵，跑出去躲起来。晚上等宾客散尽后才硬着头皮回家，父亲竟没有责怪我。

开学前几天，父亲汗流浃背地背回来一个大红箱子。箱子是用厚厚的新木板打的，一打开就闻到原木的清香。父亲说是请田木匠打的，木料是上好的柏木。田木匠是远近闻名的老木匠，一听说是给考上大学的女子打的，两天不到就把箱子打好了，还找来大红漆一丝不苟地刷上，晾干。

父亲说箱子是给我装行李的。我一看箱子，嫌太笨重了，坚决不要。其实我主要还是嫌这大红木箱子太土，怕被人笑话。再说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新娘子的嫁妆呢。

父亲欲言，终又沉默。第二天，在镇上教书的邻居史大伯带来一个灰色的塑料箱子，是父亲托他买的。史大伯半开玩笑地说，父亲为了我砸锅卖铁，将来他老了，我要给养老钱。这话似乎很沉重，砸得我心口发痛。这股痛渐渐从心口蔓延到鼻腔，眼眶，让我泪流不止，无语凝噎。父亲慌忙过来安慰我，说不会要我给钱。史大伯也一再解释只是玩笑。他们的安慰让我更加悲伤。这悲伤又不断刺激着我的泪腺，生出更汹涌的泪水。最终史大伯离开，父亲看着我束手无策。那时我十八岁，从未在人前如此失态。

后来去更远的地方求学、工作、成家，与父亲相处的日子非常有限，也始终没有勇气敞开当年的心扉——重重砸在我心口上的，是邻居口中说的父亲将来“老了”“走不动”那几个字。字是常见的字，但跟父亲连起来，让我心里起了一股难以承受的痛感。每个人心中都有隐秘的英雄——我们一直依赖却又没有形成清晰意识的英雄，那就是父母。英雄在我们的心中都是强者形象。尽管理智告诉我们这是自然规律，但我们似乎难以接受，有一天我们的英雄终归会变得虚弱，衰老，甚至是失能，更不用说面对失去他们。

如今，我到底还是失去了父亲。那口大红箱子还在，既没被碰坏，也没被老鼠咬坏，鲜红如初。年复一年，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默默讲述着一段深沉的父爱。而我，心里永远有个填不上的遗憾和愈合不了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