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全云

从黄河的发源地，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行走，会是什么感觉？作家、评论家李敬泽在《上河记》回答：回到黄河边，方生山河故人，人间行过之感。

“关于黄河，人们说得太多了，玻璃窗上有厚厚的尘埃落定。它几乎不是一条被看到的河，而是被说出的河。”《上河记》中，我们看到了黄河的另一种读法，它是流动的，是轻盈的，是掩埋在历史尘烟之下的细节与日常，是厚土到渡口之间的探寻，是古道和城堡之间的考证，是庙宇与街头之间的记忆。

李敬泽以漫游者的姿态，去触摸旅行途中大河流淌过的土地和村落，在镌刻着历史细节的地名、人物、山川之中，不断考证着那些残存的记忆，试图重建所行之处掩埋在历史尘烟之下的局部与细节，它们曾经的辉煌与衰败，往事与现状。

在《上河记》的15篇文章里，他记录下河边难忘的日夜，走过历经时光雕琢的渡口和村庄，在古老的故事与鲜活的日常经验中，遥望壮阔的文明上游，勘探大河本真的面貌。历时三个月，李敬泽漫游黄河流域，渐渐地，黄河成为熟悉的故乡。

他一改往日的诙谐幽默的笔触，沿着黄河的脉络，用苍茫萧瑟的黄沙为底色，从大地的根部缓慢前行。旅途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成为作者考证和追寻的线索，以此来描绘起这苍茫大地之上镶嵌在历史缝隙之中的记忆与脉络。

除去这些草原河流，古堡城寨的旅行景观，作者在漫游中遇到的每一个身影，每一张面孔。作者以日记体的叙事口吻，边走边记，遇事说事，遇人写人。这些人物身上保存的那份质朴、纯真和善意，不断重塑着作者的精神图谱。作者也在本书的跋中给出了回答：“至少，我确认，我是黄河的后裔。”

《上河记》书写了西部大开发的壮阔场景，也没忘记那些生活在贫瘠角落里的弱势人群。他们的故事与命运在深深触动读者的同时，也为我们与这古老的河流和大地建立起联系。从厚土红城到草原之夜再到萧关古道，他顺流而下，记录河边之旅的同时，在残存的瓦砾与废墟中简明地梳理了这段掩埋在地表之下的历史，使行文充满考古趣味的同时，也打通了历史与当下，物象与情感之间的大门。

走过历经时光冲刷的渡口和村庄，在古老的故事与鲜活的日常经验中，遥望壮阔的文明上游，探寻大河本真的面貌。李敬泽写道，“我意识到，那次旅程并没有结束，此时此刻，我依然梦想着、计划着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我会在某一日继续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头沿黄河而下，走上次没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东，走过春秋战国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黄河入海之处。不是为了写另一本书，只是为了莽莽苍苍、人间行过。”

每行一处，李敬泽走访当地的居民，了解此地相关的历史人物，并由此牵引出作者的情感。这种情感隐藏在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的血脉和记忆之中，是传承的、流动的，也是这条大河所孕育和创造的。

篇与篇之间如淙淙细流，不断汇聚成奔腾的大河。《上河记》一个个朴素的人与事打动着读者，也获得了作者在行走中具体景观之外的共振、共鸣和共情。

“看着河水的颜色变化，你就知道了居住在河岸上的人。水变黄了，人就由山民、牧民、半牧半农变成了严谨、勤劳的农民。”李敬泽站在最深厚的黄土上，思考它的意义。他汇通古今，融入自我，引以文献，叙事写人，描情状景，构成文体综合实践新境界。

夹带叙事，李敬泽勾勒写人的功夫，如微小说，三言两语，就是微澜情节。他把河上纪行，写出了纪录片的“文献感”。人物故事，自我故事，历史记载来回穿引，构成繁复对话，时空杂语的文本系统。李敬泽说：“沿着黄河，我从甘肃、宁夏、内蒙古走到陕西，从六月走到九月，我当然不是一无所知，我的问题是难以确切地说出自己所知的是什么。”

面对黄河是什么感觉？是厚厚的历史黄沙，是纷繁厚重的中华文明和文化，是黄河一路进海的逶迤和执着；是壶口的咆哮、快乐、放浪；是夕阳下闪着粼粼金光的沉静，庄重。李敬泽在《上河记》告诉我们心怀敬畏：河上民风，自是春秋。

黄河远上，上河为记。李敬泽将其以个人印记一一再次凝视打捞，一定程度上，《上河记》是黄河版的“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