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冰

从淮南武王墩被批准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那时起，墓主人是谁，一直是一个待解的最大谜团。

迷雾重重，而又猜测纷纭。

万众期待。

尽管，很多年以来，或者说一直以来，淮南民间和坊间，早就言辞凿凿，认定武王墩墓的主人就是楚考烈王。

但考古是严谨的科学，必须要有确凿的物证支撑。

寻找物证，锁定墓主人，成为武王墩考古发掘的一道必答题。

1

2024年5月20日，对于淮南武王墩考古发掘来说，是一个具有极为特殊的标志性意义的一天。

在武王墩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文物中，除了青铜大鼎引来倾世注目外，还有一件出土文物，它将为锁定和解码墓主人身份，立下不世之功。

它就是，一只青铜簠。

青铜簠，先秦时期主要青铜礼器之一。

诞生于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得到空前发展，终结于战国时期。经常与鼎、豆等重要礼器放在一起，成为铜器组合之一。

青铜簠在祭祀时用于盛放稻粱，所以又被称为“祭祀盛粱器具”。

尽管武王墩出土的这只青铜簠遍体布满锈斑，但是刻在其口沿上的铭文依然清晰可见。

专家识读出，这段铭文一共十二个字：

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共岁尝

翻译成为今天的白话文，这段十二个字铭文的意思是：楚王酓前铸造了这只青铜簠，用于来年秋天祭祀使用。

《周礼》中记载，“尝”为秋祭之名，“岁尝”为楚国年度祭祀大典的通称。

此前，在李三孤堆出土的铜鼎上，有这样一段铭文：

楚王酓忎战获兵铜 正月吉日 作铸鐈鼎 以共岁尝

专家已经确定“酓忎”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楚幽王熊捍。

李三孤堆，因此被认定为楚幽王熊捍墓。

李三孤堆出土文物中，多件青铜器带有“酓前”铭文。

其中的一件铜匜鼎，刻有十二字铭文：

楚王酓前作铸铊（匜）鼎 以共岁尝

这件匜鼎的铭文体例，与武王墩出土的“楚王酓前簠”铭文体制完全相同。

彼此可以形成互证。

专家解读，“酓前”就是“熊完”。

因此，武王墩墓主人基本锁定为《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完。

这就引发了民众的普遍疑问。

大家所广为熟知，楚考烈王熊完，芈姓，熊氏，名完。

既然楚考烈王芈姓，熊氏，叫做熊完。很奇怪，那为什么武王墩出土的青铜簠的铭文，既没有“芈”，也没有“熊”，更没有“熊完”？而只有“酓前”呢？

“酓前”，怎么就是“熊完”呢？

2

中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演进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特殊作用。

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姓、氏具有严格的区分和不同承载意义。

也就是说，姓、氏各不相同，姓是姓，氏是氏。

一个男性，通常有姓、氏、名、字。

在母系社会，姓以母亲为主。

在父系社会，姓演变为以父亲为主。

概括起来讲，姓是一个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家族，由于这个家族不断繁衍，人口越来越多，于是，用氏来分成不同的小组（分支）。

姓，标示着血缘关系；氏，则是姓的内部按照地位尊卑而进行的不同分组（支）。

为了让大家有更为直观和清晰理解，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为例子。

楚国大诗人屈原。

屈原的先祖，是楚武王熊通。

熊通，芈姓，熊氏，名通。

楚武王熊通去世后，他的大儿子（嫡长子）熊赀即位，是为楚文王。

楚武王熊通可不止一个儿子，但是，除了接任楚武王熊通当上楚王的大儿子熊赀，楚武王熊通的其他儿子，都不能再以熊为氏，以示地位尊卑。

于是，楚武王熊通的一个儿子熊瑕，就被分封到屈（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这个地方，熊瑕这一支，不能以熊为氏，而是从此以“屈”为氏。

屈原，就是熊瑕的后裔。

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

从此，只要一讲到屈氏，从哪里来，先祖何人，源流归属一目了然，十分清楚。

如此看来，屈原果真是楚国王族血脉，和楚王都是亲戚。

不仅屈原，楚国三大家族屈、昭、景，都是芈姓，屈、昭、景是他们的氏，都是楚国正宗王族。

延伸普及一下：

老子并不姓老，姓李，名耳。孔子也不姓孔，姓子，孔氏，名丘。周公（解梦的那个）不姓周，姓姬，名旦。孟姜女，不姓孟，姓姜，孟姜女的意思是“姜家的大女儿”。

姓、氏经历漫长的演进，进入西汉。

汉高祖刘邦出身草根，他对以姓标示血缘关系、以氏标示身份地位尊卑这种做法和规定，十分反感。

因此，从汉朝之后，姓、氏之间的界限分割以及各自所承载的功能定位逐渐模糊、融合，姓和氏基本合二为一，姓氏并称同体，姓就是氏，氏就是姓。

因而，今天我们说楚考烈王姓熊，也不能说就是错误的。

3

后世的人们经常产生这样的疑惑：在秦始皇嬴政没有统一（语言）文字之前，漫长的时间里，春秋、战国各国之间究竟是怎么实现语言、文字的互通。

可以想见，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有那么多诸侯国，各个诸侯国语言、文字各不相同，各国各说各的话，各写各的字，讲话估计互相也听不懂，各国所使用的文字估计互相也不认得。

那么，国与国之间是怎么实现正常的语言、文字的交流呢？或者说，是怎么打破这道语言、文字的障碍呢？

大多数的研判认为，一是为了实现各国之间正常交流交往，早就有了一种类似今天的职业“翻译”，以“翻译”为媒介，实现语言、文字的通畅交流。二是有了某种通用语言，类似于今天的英语、汉语这样，各国都在学习，在共同交往中使用。

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建立。

秦始皇嬴政统一语言、文字和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在秦朝“书同文”的基础上，对语言、文字进行进一步统一和规范。

汉字、汉语由此正式定名。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语言、文字，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文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化。

特别是经过秦朝的“书同文”，对包括楚国在内七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全面的规范和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七国的语言、文字与秦朝“书同文”之后的语言、文字，已经“面目全非”。

毕竟经历了那么久远历史的沉淀和沧桑，语言、文字都会发生极大变化，这些都为后世的我们解读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久远的历史过往，包括辨识楚国文字、读音，带来很多困扰。

好在，汉字、汉语的灵魂一直都在。

4

酓，在秦朝没有建立之前，一直是楚王的氏。

楚王，芈姓，熊氏。

熊氏是芈姓这个大家族里的一个分支（分组）。

在楚国的语言、文字里，酓的含义，一直有两种解读。

一种解读，与酒有关，好像是一个人用嘴巴从酒瓮里吸酒、喝酒、品酒。释义为“有苦涩味道的酒”。

一种解释，是桑树。

秦朝建立后，在推行统一语言、文字（书同文）的过程中，把“酓”改成了“熊”。

楚国文字里，“完”和“前”通假。

因此，才有了“酓前”就是“熊完”的确认。

因此，也才有了“酓忎”就是“熊捍”的确认。

同样，在楚国语言、文字里，“芈”也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而是更多有些像“乃”。我们今天看到的“芈”，也是经过秦朝统一文字修改过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秦朝建立130年之后，公元前91年，西汉司马迁写成《史记》。

比《史记》成书时间至少晚50年以上，刘向（公元前71年-公元前6年）在西汉末年完成编订《战国策》。

秦始皇“焚书坑儒”，除了秦国之外，包括楚国在内的六国史书全部被焚烧殆尽。

造成秦朝之前的夏、商、周和春秋、战国历史断代和缺失。

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夏、商、周和春秋、战国历史，包括楚、燕、齐、韩、赵、魏六国历史，绝大部分来自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战国策》。

成书于西汉的《史记》和《战国策》，当然要使用经过秦朝“统一文字”和西汉规范定版汉语、汉字后的语言文字以及表述。

这是“酓”演变为“熊”的历史脉络和渊源。

至于秦始皇是否故意而为，专门针对楚国和楚王，不得而知。

5

秦始皇嬴政宣布统一语言文字，“酓”改为“熊”。

消息传到遗落在楚国故都寿春周围的楚国王族，楚国王族们肺都要气炸了。

楚人，即便被灭国，也不会被征服。

他们咬牙切齿地对自己的儿孙们再三强调:

不姓熊！（意思是我们不是姓熊）

他们坚持自己姓“酓”。

“不姓熊”，伴随着“酓”的改变，伴随着漫长历史演进，一直传承到今天。渐渐演变为“不是熊”。

在今天的淮南地区，特别是寿县地区，当要否定某一个人，或者不认可某一个人，总是说：

（这个人）不是熊！

更多的语义是对一个人持否定态度，而不完全是骂人。

楚国以寿春为都的18年，楚文化在寿春沉淀归属。

“熊”这个词，在寿春深深扎根，成为今天淮南地区、寿县地区最为重要最为普遍的语言文化应用现象。

用来指代动物：马熊、驴熊、狗熊、马虎熊、羊熊……

（好像人们至今只见过狗熊，其他诸熊神兽，皆无人见到过）

用来骂人：例句：你这个驴熊！你这个孬熊！你这个熊样！扯熊嘛！

用来表示赞美、赞叹、夸张、惊叹：例句：也（音）熊吧！羊熊样！羊熊贺兰天（音）！厉害得羊熊！

“熊”，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可不能用。可以褒义，可以贬义，可以中性。既可简单直白，亦可意蕴深厚。

貌似，再也没有哪一个词，可以和“熊”齐肩。

“熊”，已经融进民众的心里，融进民众的生活，融进民众的骨子，融进民众的血脉。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这里的民众对楚考烈王的怀想，对楚国的怀念呢？

想来，还有楚人的决不服输、誓不屈服。

更有楚人的那一份——

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