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纾奇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创新。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习近平总书记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中华传统的“和”文化运用到外交领域，汲取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等处世之道。这些创新理论和实践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以“和”化解国际争端的重要方法。中华传统“和”文化便是习近平“和”外交思想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渊源。

一、“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

《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关系急剧恶化，出现了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有子倡导“和为贵”，渴望缓和等级对立，稳定社会秩序。“和为贵”的处世哲学表现为仁爱、友善、和睦等道德思想，形成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心理和交往准则。古中国无论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在经济发展状况、文明先进程度上都曾遥遥领先。千年来中国没有执行过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外交政策，而是作为大国主动与海外各国搭建起和平友好的文明交流之桥，将中国先进的技术、璀璨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极大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而历史也向世界证明，“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为古中国缔造了八方来朝的盛世景象。

孟子在“以和为贵”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新概念，并强调“人和”的重要性。荀子也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与“四海之内若一家”等思想。若将孔子的“和为贵”思想看作是如何看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那么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便是在解决如何促进“和”的问题，意指世界各国只有将“和”首先作为交往原则，将每个国家或者民族视作兄弟姊妹和平相处，建立友好往来关系，而后才能形成强大合力共同办好大事。

历史也证明了秉持“和为贵”的重要意义。近代以来，先后发生了一战、二战两次威胁全人类和平发展的大事，而两次大战胜利的背后是世界和平力量的支持，最终使得正义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共同捍卫了世界和平。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后起之秀，没有走西方式的殖民、霸权主义发展道路而是秉持中国古代“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坚持走和平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又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对中国古代“以和为贵”处世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进入新时代，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选择“以和为贵”作为中国当下的外交哲学，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创新，也是顺应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同时它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顺应中国发展和世界进步的需要。

二、“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

“和”是建立在差分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差异性的存在是实现“和”的基础与前提。周太史史伯在《国语·郑语》中提到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表达了“和”并不等于“同”，且“和”调和了多种“不同”之意，进一步揭示了“同”与“不同”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不同的事物彼此和谐才能生世界万物，若所有事物都保持相同，世界便不再发展了。孔子进一步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并以此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即当遇到分歧时，小人往往缺乏独到的见解，表面上虽时常与他人保持一致，但事实上却不追求真正的和谐贯通，而真正的君子则是在坚持自身原则的同时包容不同的看法，以此实现和谐融洽。

在国际交往中，“和而不同”又被赋予更加深刻的涵义。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若只倡导“不同”，失去了“和”作为稳定的大局，必然会导致霸权文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侵略，而被迫接受外来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极有可能造成人民在思想上的异化和社会的混乱，更加不利于和平局面。若只强调“和”而不重视“不同”，则会造成“同则不继”的悲惨下场。若追求文明的统一，那世界文明就只有一种单调的色彩，一味盲从，失去良性竞争的单一文明最终会因为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而日益凋零，人类文明将永不会得到进步。

大国“和”外交智慧汲取了中国古代“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思想的精华。在当前意识形态之争日益严峻的挑战面前，倡导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破解西方普世价值所宣扬的绝对化的文明观，而崇尚“和而不同”的文明观。

三、“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

从西周时期，中国人就有了“天下”的观念，它指引着中国的统治阶级要“柔以待远人”，协和万邦的思想也因此延绵至今。《尚书·尧典》中提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指明了民族相亲、番邦安定是衡量国家政治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周易·乾·彖传》中又提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中国古代思想家将万国安定、天下太平作为政治理想，充分展现了古代学者将“治国”与“治世”相结合的天下视角。孟子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孟子更是将“天下”立于“国家”之前，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圣贤胸怀天下的阔达视野以及用包容之心对待世界各国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以天下观天下”的命题，将家、国、天下联系起来并上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把“平天下”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是中国古人心系天下政治抱负的充分体现和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期望。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在王阳明看来“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具有极高的国际情怀，并将具有这种精神境界的人高度评价为“大人者”，而将狭隘利己的国际观视作“小人行为”。《孟子·尽心上》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是直接表达出对“天下大同”的追求。墨家“非攻”思想强调爱与和平。墨子认为，战争是造成人民疾苦和贫困的主要原因，为了消除战争，必须倡导“兼爱非攻”的思想。“兼爱”可以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而“非攻”则可以减少战争的发生。“兼爱”即“天下为公”，人类平等地被看待和关爱就能建立真正和谐的社会。“兼爱非攻”的思想集中体现着墨家学派世界和平主义的精神。自古中国人将“天下一家”的思想作为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引并延续至今，彰显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天下大同的崇高目标。

古代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尤其到了唐宋元时期更是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中国向世界各国伸出友好的橄榄枝，与各国增进贸易往来，在促使整个世界更加和谐的基础上，将先进的文明传播至世界各地，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以此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历代统治者将“协和万邦”进一步上升为“兼济天下”，不仅树立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的关系，更要促进世界各国共同进步以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理念始终反对穷兵黩武，渴望天下太平。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协和万邦”更高的价值目标，即不仅中国要和平发展，更希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也在发展中更好维护世界和平。

(作者单位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