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张李淠河湾。它给我最初的印象，是通过父亲的描述形成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穷”。在一湾淠河水的怀抱里，在高高的土台子上，在土墙围成的茅草屋里，除了简单的床，就是一些农具。

其实，听父亲说，爷爷当时很能干，除了做得一手好农活，还会炸馓子，做挂面，酿酒等，他的能力在周边村队无人不知。但无论爷爷多么勤劳能干，厄运的绳索一直紧紧地勒着他，直到他去世，一家人还徘徊在生死边缘。父亲说，那些年家里不知怎么了，运气相当差，什么事都做不成，做一件败一件。

爷爷43岁时患疟疾去世，命运最终照顾了他一把，他睡的是生产队里最后一口薄木棺材。靠当时家里的条件，即使一口最劣质的棺木也是买不起的。

爷爷的早逝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去世时，父亲作为长子才14岁，二叔12岁，老姑6岁，老叔4岁，我老叔下面，还有一个最小的老姑，才2岁。后来实在养不了，春季青黄不接时，奶奶把她放在干活的田埂边上，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生生饿死。

对老家的第二个印象，是“苦”。打我懂事起，小时候一日三餐早晚吃的都是能照见人影的汤米饭，有时母亲在里面加点绿豆，烧成绿豆稀饭，我和弟弟盛饭时拿着勺子顺着锅沿溜一圈，希望能多捞点绿豆。家里大人小孩穿的衣服，都是老粗布的那种，又黑又糙，补丁摞补丁，一件衣服哥哥穿后我穿，我穿后弟弟接着穿。

几千年了，故乡那种延续多年的原始的笨拙的劳动方式在我小时候依然没有改变。那时候，我们老家用来耕地的是牛，但更多时候是人。牛耕当然要轻便许多，但一个生产队几百亩地，单靠仅有的几头牛是耕不过来的。无奈之下，父亲借来犁铧，他在后面扶犁，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人当牛，拉着沉重的犁铧弯腰奋力往前奔。一块地犁下来，每个人都气喘吁吁，疲惫不堪。这样干了两天后，我们兄弟几人的肩头肿得老高，双手由于弯曲连着胳膊酸疼得无法伸展。有时缺一个人，拉不动犁铧，我们只有无奈地抱起铁锹，在大块的田地里一锹一锹地挖，直到把所有的田地挖完为止。

六七岁左右，我们和大人一道，加入摔麦的人群中。夏日正午的阳光火辣辣地照着麦场上的每一个人，仿佛要把立在场地上的每一个人晒化。笼罩整个麦场的是噼里啪啦的摔麦声，汗水在每个戴着草帽顶着毛巾的苍老或是年轻或是稚嫩的脸上积聚，濡湿了眼睛，再漫过鼻子，流进嘴里，忍不住用舌头一舔，热热的，涩涩的，是汗水又像是泪水，任凭它顺着衣襟流下来，湿透了全身……

秋天，砍红麻的时节。我们和父母一起，先把一棵棵红麻砍下，然后打成捆，拉到池塘边，结成排沤在池塘里。等过了两个星期左右，父亲下到塘里，把红麻捆拖到岸上，在我们每人身边堆起一座座小山，我们坐在小凳上，忙着一根一根地剥。一个大麻排有一百甚至几百捆，从清晨到晚间，我们就坐在那儿不停地剥啊剥，直到晚间天色转暗，实在看不见了，我们才带着浑身上下沤麻水的泥浆和恶臭，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

当然，忙碌之余，我们也有许多属于自己的乐趣，那是劳累后轻松的时光，也是苦难后的诗意和微光。

夏日午后，农忙后短暂的清闲里，全队的男女老少都齐聚在队里的钻井旁，大人们摇着蒲扇，在树荫里或站或坐，在喧天的知了声里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我们或是爬到近处的树上摘桑果逮知了，或是就近在旁边的池塘里捉鱼学游泳……

月夜，星光满天，我们饭碗一推，嘴都顾不上擦，就在大人的呵斥声里一个个溜出去玩儿。男孩子玩滚铁环、打陀螺、斗鸡，或是撅起屁股摔纸炮；女孩子则选择跳绳、跳方格、踢毽子，或是做其他一些游戏。这样的疯玩，一直到月亮升到头顶，大人们扯着嗓子在屋后长一声短一声地喊每个人的小名，大家才懒洋洋地回家。

作家迟子建说：作品不能没有苦难。苦难中的诗意，在我眼里是文学的桂冠。如果作品一味地展览苦难，却没有希望的微光闪烁，这样的苦难就是真的苦难了，而如果苦难里有柔软的光影浮动，苦难就不是深渊，它会散发着湿漉漉的动人的光泽……

好在过去的苦难已早早结束。在我考学离开故乡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这块土地和土地上所有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首传唱几千年的使牛歌早已消失；隆隆的机器声代替了以往原始而笨拙的劳动；楼房幢幢，塘水清清，绿柳依依；公交车通遍乡镇；乡村的水泥路修到每家每户门前；淠河湾生态旅游随着寿州古城旅游业的兴起而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合周高速的通车也将把家乡的发展带入快车道……

家乡的未来一定会有更华丽的转身，有着更加美好的变迁。

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