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烈》改称《淮南》：歪打正着

仔细研读《淮南子》原文就会发现，最初的书名应是《鸿烈》：原作最后一篇《要略》有言“《泰族》者，横八极，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这是在概述该书第20篇《泰族》时的用语，表明此处所言乃《鸿烈》第20篇的主旨，由此推断该书最初确实由编著者自己取名为《鸿烈》。后人改称《淮南子》，显然是将刘氏之书视为诸子百家流派之一，从而体现出他们对该书的认可和尊敬。在这个过程中大致有两个拐点，最终完成由《鸿烈》到《淮南》再到《淮南子》的约定俗成。

先来论述第一个拐点，西汉目录家鼻祖刘向和刘歆父子弃《鸿烈》而启用《淮南》，可谓“歪打正着”，迈出了刘氏书名成为《淮南子》的关键性第一步。公元前26年，汉成帝鉴于宫廷藏书散佚残缺甚多，便下诏遣派谒者陈农组织人员到全国各地搜集遗书，时任光禄大夫的刘向自然就被诏去总负责校勘和整理这些征集到的遗书，并专门负责诗赋、诸子及经传等典籍，此外还与其子刘歆专门负责领校天禄阁秘书。在当时，刘向是最有可能目睹朝廷上上下下所有图书全貌的第一人，包括全国各地搜集到的遗书、朝廷原有的藏书乃至不示于外的秘书，都需要经其手整理和登记；当然校勘、整理这些图书也是一件浩大、庞杂的工程，刘向自此耗尽一生，后由其子刘歆继续总领书籍的典校整理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传至唐宋就基本散佚了，现今只能根据《汉书·艺文志》来推之其梗概，但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分类目录书和目录学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至少刘向父子应该见过《鸿烈》，然而当年刘安“谋反”已成板上钉钉，其书《鸿烈》业已成为秘书乃至禁书，“鸿烈”已经成为敏感字眼，最好弃而不用，此其一。其二，刘向父子当年校勘整理书籍时不仅要梳理分类，还要经常给书命名，因为古人的书往往没有书名。当年所藏刘安著述不在少数，最好能有一个统一的指称，再细加分类；于是，统一以《淮南》称之，再分别命名为《淮南内》《淮南外》《淮南诗歌》《淮南王赋》《淮南王群臣赋》《淮南王兵法》《淮南杂子星》等，最后按其性质和特征分别归到相应的部和类中去，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其三，《淮南内》由于其一流的水平和较高的声誉，在刘安所有著述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成为刘安所有著述的代名词；反而推之，《淮南》有时也用来专指《淮南内》，即《鸿烈》，尤其是在喜读此书的封建士大夫们交流阅读感受的过程中。

当然，这仅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测，毕竟在现今出版的《汉书》和《别录》相关著作中，尚未见到刘向把《鸿烈》改称为《淮南》的明晰记录。再退一步说，刘向成为把《鸿烈》改名为《淮南》的始作俑者是毫无疑问的，现录东汉高诱校勘《淮南子》时所撰《淮南鸿烈解叙》中的相关文字为证，“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刘向父子弃《鸿烈》而改名为《淮南》，不管是出于形势所迫还是分类编目考虑，都在某种意义上启迪了《鸿烈》的另一种命名，直至约定俗成为《淮南子》，其功不可没。

承《淮南》启用《淮南子》：正打正着

东汉校勘大师开始承袭书名《淮南》，继而使用《淮南子》，可谓“正打正着”，为刘氏之书约定俗成为《淮南子》奠定了最为坚实的一步，此为前文所论两个拐点中的第二个拐点。有学者根据《西京杂记》卷三言“淮南王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推论，《淮南子》称“子”肯定始于“《西京杂记》问世的魏晋时代”。目前来看，这一论断有点过时了，原因有二：其一，《西京杂记》的原作者极有可能是西汉末年的刘歆而非东晋年代的葛洪，葛氏仅是辑抄从而为世人所知罢了，而且《西京杂记》所记多为西汉年代的遗闻逸事。其二，《淮南子》称呼始于魏晋时代，不太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尤其与东汉中后期重新重视道家思想不太吻合。

客观而言，当刘向父子改《鸿烈》为《淮南》，并将其归为诸子部或略时，稍后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就极有可能像《老子》《庄子》《孟子》《墨子》等诸子书名一样尊称其为《淮南子》。这一可能在历史发展到东汉王朝时成为现实：首先，西汉年间的帝王将相与普通百姓一样都随之淹没在历史尘埃中，东汉人没有了刘安“谋反”时的政治形势和顾虑，自然会有一部分人开始逐步接触、关注、阅读淮南王的著述，从中汲取养分后不禁会感叹其博大精深，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敬意，淮南王的形象会渐渐高大起来。其次，“子”在古代可特指“有学问的男人”，成为男人的美称。在秦汉年代，士人崇尚诸子学识思想，有喜称“子”的传统和做法，如辞赋大家扬雄经常自称“扬子”，甚至刘向父子在整理图书目录时都乐意把诸子著述单独列为一类，称为“诸子部（略）”。细加考虑就会发现，“淮南”一词概括性较高，既可指王国“淮南”，也可指王侯“淮南”，还可以指刘安的这部书“淮南”；于是，喜欢《淮南》的部分士人交流时就会在“淮南”的后面追加一个“子”，既可显示对淮南王的敬意，又可指称这部高大上的鸿篇巨制。最后，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危机加剧，“儒学开始衰微，老庄思想重新被发现”，此时主旨近“道”的《淮南子》也就开始受到重视，注解《淮南》并宣扬其“道”成为一种形势需求。于是许慎、马融和高诱等校勘大师相继选校《淮南子》并为之注解，人们也随之争相阅读学习。由此推之，东汉中后期《鸿烈》开始受到欢迎和尊重，口头交流中尊称《淮南》为《淮南子》，继而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开来应该是自然之事。

曾有学者考证，东汉时期“桓谭的《新论》、王逸的《楚辞章句》、《吕氏春秋》高诱注都有使用《淮南子》之名的现象”。这表明，刘向父子所定书名《淮南》已经过渡到《淮南子》，并由口语正式进入书面语。《淮南》被尊称为“子”书，一下子就凸显出了《淮南子》的学术水平和地位，大家也就迅速地接受并使用开来，表明世人对淮南王刘安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的认可。

总而言之，包括高诱在内的校勘大师，有些直接给《淮南子》校注，有些在其他语言文字工作中承袭书名《淮南》，继而使用《淮南子》，有意将士人对淮南王及其著作的敬意凸显出来，也是有意肯定淮南王及其著作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达到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可谓“正打正着”，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