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偶尔会看到石碑，内心总感觉有点害怕，显得阴森森的。后来亲历了一次平坟运动，乡下的石碑基本都被推倒了，卜居乡里，整个青年阶段与碑绝缘。四十岁左右，因为想学写毛笔字，又喜欢上了碑。家住安丰塘畔，离孙公祠只有十几里，去孙公祠看碑，成了我的习惯。闲空时就开车去，看了碑也放松了自己的心情，真是一举两得。

安丰塘古称芍陂，系楚庄王时期楚相孙叔敖率领百姓所开挖，距今已近2600年。安丰塘与后来的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1988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安丰塘又被国际灌排委员会认定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有了安丰塘才有了孙公祠。孙公祠就是为了纪念孙叔敖而建。可见安丰塘在百姓心目中有多么重要，后人对孙叔敖又多么地景仰。

据光绪《寿州志·营建志》记载：“楚相孙公祠在芍陂祀楚令尹孙叔敖。明知州刘慨建。嘉靖，知州栗永禄重修。 朝，知州傅君锡、州同颜伯珣改建。有孙公庙记。”颜伯珣在《孙公新庙记》里将孙公祠壮观之述备矣，而我最看重的是孙公祠里的一块块石碑，它用刻石记录真实发生的事情，更悲怆、更凝重、更沧桑。如果我们要系统地看孙公祠的碑并从碑文里探讨孙叔敖的丰功伟绩和安丰塘的演变与废兴，我们可以借助一个人及一本书。此人就是清朝嘉庆年间“邑之耆旧”号容川居士的夏尚忠和他的著述《芍陂纪事》。《芍陂纪事》成书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任兰生任凤、颍、六、寿兵备道时“就其稿略加删节，并增入现在兴修事宜”而付印。《芍陂纪事》无疑是一本反映安丰塘历史演变最为详细的一本书。其中一章“碑记”就全面记录了孙公祠所有的碑文，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孙公祠的碑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被毁坏的碑和现有的碑。《芍陂纪事·碑记》载：“历朝修筑埂堤，各名宦之劳勋已登列传。而其随时修治之方，以及议论之切中款要者，莫祥于碑记。自应备录以资考鉴，纵使文非可传，而事有足据，亦并存之。后之君子有心于斯陂者，按籍而求，庶可得其梗慨已。”

我努力在碑文的字里行间里找寻古代官吏及平民百姓对安丰塘所做的功绩与贡献。《本州邑侯栗公重修芍陂记》记载：“孙叔敖为楚相，施教行政，世俗盛美。勤恤生民，惠施无疆。尝于寿州南引六安流谿、沘、渒三水，瀦之以塘，环抱一百余里。可灌田万余顷，居民赖之。汉王景、魏邓艾、宋长沙王義欣至明邝、魏二君，相继修葺，以丕承前志。旧有白芍亭，泊而为湖，因名芍陂。后以安丰邑故地，今相传安丰塘云。”短短数字，将安丰塘明朝以前的状况交代得一清二楚。此碑又记：“其因塘之利者，悦以使之而忘其劳。时则台使路子偕许子暨凤阳郡侯李子往观曰‘美哉，塘也！’浩渺纡回，波流万顷，启闭盈缩，各以其时，其平成永殖之休也。善众宜人，惠（善）莫大焉。”从碑记看，安丰塘自古以来就是风景如画之地。值得赘述的是，碑中记述的路子、许子、李子都是良吏且是大文人。举一说明。路子讳可由，即路可由（1507—1573），字子正，号莲浦，曹县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路可由品行耿直，做事果断，善作诗文，被乡人称作博学之士。他历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保定、安庆知府、都察院又都御史等职，为官廉洁，执法严谨，备受百姓赞誉。安丰塘建塘以来，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君子，让过往的贤者叹为观止。

孙公祠里的碑，无论是被毁坏的还是现存的，每一块碑文都记录着当时的社会背景。时代兴则芍陂兴。《 朝本州邑侯李公重修芍陂记》载：“安丰塘者，楚令尹孙叔敖之所为也……余自癸巳夏来守寿州，询诸利弊，绅衿、黎庶皆言此塘乃寿土第一利者，余随欲举行而未之逮焉。迨乙未春日，会环塘士庶同周生成德等相视其废坏处所，度而计之……于是量其工程，选夫千余，先疏河道之壅塞者一百四十余丈，再筑新仓、 子门冲决二口，高厚十数丈有余，绵长俱不下百尺许。复捐俸理其斗闸，补其堤岸。不月余间，大略粗完。余具文报兵宪沈公，公喜之甚，亦捐俸饰修，意在利求万全，垂之永久。余随与州佐等加意巡葺，环塘之民插秧遍野。是岁，别地夏皆苦旱，惟安丰一带全获有焉。”此碑言李公即李大升，字木生，顺治十年知寿州。碑文透出的信息是，李公一到寿州就关注安丰塘的修建，修塘“一百四十余丈”，当年别的地方受了大旱而“环塘之民插秧遍野。是岁，别地夏皆苦旱，惟安丰一带全获有收焉。”更值嘉许的是，李公把自己组织修塘事宜报告给“兵宪沈公，公喜之甚，亦捐俸饰修，意在利求万全，垂之永久”后，兵宪许公也捐了自己的俸银参与修塘之事。

安丰塘兴修以来，也历经劫难，碑文屡有记载。《本州邑侯黄公重修芍陂界石记》载：“芍陂塘作于楚令尹孙叔敖，历汉、唐、宋、元至今，遗迹犹存。上引六安孙家湾及朱灰革二水入塘，灌田四万顷。其界起贤古墩，西历塘埂，转而北至孙公祠，又折而东至皇城寺，南合于墩，周围几三百里……成化间，豪民董元等始窃据贤古墩以北至双门铺，则塘之上界变为田矣。嘉靖中，前守栗公永禄兴复水利，欲驱而远之，念占种之人为日已久，坟墓、庐舍星罗其中，不忍夷也，则为退沟以界之。若曰田止退沟， 此而田者，罪无赦、栗公去，豪民彭邦等又复窃据退沟以北至沙涧铺，未已也，而塘之中界又变为田矣。隆庆间，前守甘公来学，载议兴复水利，然不忍破民之庐舍，犹前志也，则又为新沟以界之。凡田于塘之内者，每亩岁输租一分，以为常。若曰田止于新沟， 此而田者，罪无赦。”由于栗、甘二公打击豪强围垦不力，导致安丰塘的面积越来越小。夏尚忠在《芍陂纪事》一书里对栗、甘二公也进行了无情地批评：“嘉靖间，邑侯栗公不忍诛夷，仅为退沟以界之，元恶不逞，奸尻得志。隆庆间，彭邦等又据退沟以北至沙涧铺，塘之中界变为田矣。邑侯甘公援栗公之例，又以新沟以界之。噫！奸豪之蚕食过半矣。惜乎甘、栗二公因循苟且也……”

《本州邑侯黄公重修芍陂界石记》又载：“余继公后，发愤于越界之人，欲尽得而甘心。旧矣，又以若辈皆居处衣食其中，视为事业。于是逐新沟以北，迤东而田者常从善、常田等二十余家，得七十五顷；迤西而田者赵如等十余家，得二十余顷，复为水区。沟之南旧有小埂，岁久湮没，乃益增而高之，以障内田，使水不得入，且令越界者无所逞。塘长张梅等请立十以为志。呜呼！石可立也，矣可仆也。且余能禁彼之不移而北乎？然为苟且一时之计，亦无过于此矣！”正是因为知州黄克 用雷霆手段凌厉打击，才遏制了沿塘豪强围垦，保障了安丰塘面貌。

黄克 ，福建晋江人。万历年间以进士知寿州。值安丰（塘）颓败之余，正豪强窃据之时。他不遗余力打击豪强。万历四十七年任工部尚书次年改刑部尚书。受两朝顾命。夏尚忠在《芍陂纪事·黄公传》里称赞道：“‘官职自有定分，名宜千古不磨。’其人可想矣。惜乎！公仅以尚书终也。公果大宰天下，凡有利赖国家、利济民生者，一如此陂矣。”黄克 在寿州时，百姓为他建有生祠，他为保护安丰塘所做出的功绩，寿州百姓刻石记录，铭记在心。

1996版《寿州志·孙公祠》记载：碑厅内外墙上，嵌有近年自祠内集中起来的碑刻19方，有历史上重修安丰塘碑记、禁止侵塘为田的积水界石记、安丰塘图、孙叔敖石刻线像及其传略、重修孙公祠碑记等。其中明代石刻塘图，可见塘的位置、水源、斗门、灌区概况，在水利科学史上有较高价值。乾隆四十年梁巘书丹之草体《重修安丰塘碑记》，亦常为游人所欣赏。

《重修安丰塘碑记》，夏尚忠《芍陂纪事》中称为《本州邑侯郑公重修芍陂闸坝记》碑。《芍陂纪事》记载：“郑公名基，广东贡士。乾隆间知寿州。三十五年，陂之士李绍佺等上请改修皂口、凤凰两石闸，环陂情愿按亩乐输。公准，通详派银二千四百两有奇，并补修众兴集滚水石坝……”《重修安丰塘碑记》，记录了郑基重修安丰塘的经过。但是，撰写碑文的人，刻写碑文的人，立碑的人，都是大大的名人。碑文后载：“特受江南淮安府知府、前寿州知州加三级纪录二次，郑基撰文，湖北巴东县知县梁巘书丹，大清乾隆四十年岁在乙未，八月丙子二十日乙未，寿州知州张佩芳建。”

张佩芳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升任寿州知州，他是对寿州文化贡献比较大的良吏之一。他升任寿州知州伊始就延请刚刚辞去巴东知县的梁巘担任寿州循理书院山长。《重修安丰塘碑记》碑，现镶嵌在孙公祠西墙上。无论从碑文看，还是从梁巘的书法看，都如《寿州志》所言：“亦常为游人所欣赏。”这块碑的文化价值毋庸讳言。

因为安丰塘的开挖才有了孙公祠。古往今来历代文人墨客讴歌孙公祠的诗很多，我特别喜欢明代王邦瑞的《过楚相祠》：“百里陂塘峙楚祠，千年伏腊动人思。爱存堕泪非残碑，功似为霖岂一时。”常常去孙公祠看碑，时间久了也会滋生一些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每次维修安丰塘动辄十万大军齐上阵，动辄投入资金过亿，古代官吏集资几千两银子修葺安丰塘的场面在今人眼里是不可比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立碑为记？历朝历代歌咏安丰塘和孙公祠的诗文汗牛充栋，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精品刻成碑碣立于孙公祠内供后人研读？《 朝本州邑侯李公重修芍陂记》碑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嗟乎！叔敖往矣，芍陂之利至今存焉。现我而修复者不一人矣，百年之后又安能保其久而不替也耶？是所待于后之君子焉。”此碑立于顺治十年，即公元1653年，距今整整三百七十年矣，三百七十年后，安丰塘不但成了举世闻名的灌区而且成了久负盛名的风景区。看来，当时立此碑的寿州邑侯李大升内心的担忧成了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