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功俊

《兄弟记》是甘肃著名作家王小忠最新出版的一部散文集，全书分上篇下篇和补篇。上篇讲述了一个大家庭里四兄弟分分合合的故事，同时对乡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发展和人们观念变化进行了描述；下篇则重点关注了移民的新生活与新希望；补篇是讲述父亲与他兄弟们之间的故事。

王小忠以自己与兄弟之间的故事为主线，叙述了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如今因为利益却彼此心存芥蒂，并引出当前乡村中存在的各种荒诞离奇的现象。家族兄弟们之间不再亲近，亲情变质、互相攀比、嫉妒、疏远、仇视等等。乡村出现的打工潮、土地荒废、高价彩礼、丧事大操大办、学校破败、亲情淡化……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变质，村庄成了概念上的一个名词。“人和人相处的根基已东摇西摆，大家心里唯有对财富的渴求，已经看不到乡村曾经留给我们传统中的那种和睦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漠视以及功利主义的泛滥，导致了人的异化，加剧了人自身的精神危机与情感危机。

《兄弟记》中的四兄弟，虽然各自安家，但潜藏的生存压力始终不允许他们“躺平”。面对时代的变迁，他们每个人做出了自己不同的选择。“我”是全书叙述者，也是从乡村走出去的“文化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情系乡土，与三兄弟存在着“砸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情；“我”已经无法回到村庄，内心却无法舍弃故土。

文集中的大哥是新农村中有理想、敢创业的新一代，他善解人意，有着同情他人的传统美德。大哥的形象隐喻着上世纪90年代乡村中“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践行者。二弟在大哥这棵“大树”下乘凉，三弟虽能吃苦，因没有远大理想而变得吃老本。在当下许多农民选择不种庄稼，集体种植经济作物，终因贪心和缺乏头脑而亏得血本无归。三弟就是其中的代表。而“我”虽是“文化人”，却也有苦衷。三叔、堂哥及家族里的亲戚，组成了乡村社会的关联纽带。在人际交往与日常琐事中，“我”发现了乡村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这让“我”产生了无限的忧思。作品中的胡林生是“我”的玩伴，是在党的惠农政策沐浴下逐步走向成功、年轻一代的代表。他勤劳、智慧、觉悟高，服从国家移民政策，趁着脱贫攻坚的东风，到瓜州打拼出一片天地，与“我”之间演绎了一场“阳关送别”。在岁月的磨砺中，他变得更加地坦荡直爽，重情重义。

全书没有重大的事件与尖锐的冲突，叙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而细节来自于人的种种表现。诸如乡村葬礼上的攀比、浪费，诸如过年走亲访友、亲戚团拜时的种种世相百态，以及兄弟间的金钱往来。乡村的转变恰恰都是从细节上发生的，现实物质利益的诉求，又与乡土文化心理纠结在一起，成为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精神负担。书中的每个人都处在“被绑缚”与“想挣脱”的精神状态中，这种首先发生在家族、家庭内部的“撕裂”，造成了父母、兄弟、亲戚之间不可避免的血肉模糊、伤筋动骨的现实，然后才是伤口的重新弥合。

王小忠用倾诉的语气娓娓道来，在探触当代农村最疼痛，也最无力的文化症结时，又隐隐暗示了乡村走向新生活的希望和趋势。作家不断行走于城乡之间，乡村在时代大潮中不断发生着改变，人们的生活与命运也因此各不相同，作家在行走和观察中触发了更多的思考。王小忠是甘肃甘南人,千年前陇人的心肝断绝，千年后他在《兄弟记》里再次书写了陇人别样的心肝断绝。他说:“这是狂躁时代里的各奔东西、血缘和村庄故乡日渐模糊、但我仍然坚信最初的那滴血永远是最温热的。”

通过阅读《兄弟记》一书，我们能够感受到作家对乡村世界变迁的细心体会与客观叙述，能够看到中国乡村民众在追求现代化生活的过程中，承受着疼痛与肩负的使命，能够体味到朴素勤劳的乡村民众，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所经历的艰辛、所获得的收获。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作家对乡村复杂人性的审视与思考，对亲情的渴望与维护，对友情的回忆与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