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过兵，当过工人，最后做了大半生农民。

父亲第一次被冤枉，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父亲担任生产队保管，是队干部之一。保管的任务，是管理集体的库存、种子、农资，所以责任重大。那一年，父亲保管的黄豆种子，少了几斤。现在，也就几十元钱的事，绝不会惹出大麻烦，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就“摊上大事”了。轻一点说，是工作不负责，造成集体财产受损。重一点说，是破坏集体财产，犯罪。

这豆子父亲拿回家了吗？

没有，绝对没有。父亲对自己的要求之严，母亲和我们四姐弟，特别清楚。每次集体分完粮，父亲打扫地板，会扫出一两斤玉米或谷子、麦子，父亲一定会倒进集体的粮仓。他说，集体的，就是集体的，多吃多占，最后完蛋。

父亲不说出几斤黄豆的去向，被批了半个月，撤了保管的职务。

多年以后，父亲一个人守望着乡村生活，我回去看他，碰上了本队的徐婶，她在帮父亲清洗铺盖。那时母亲已去世几年了。她说起那几斤豆子的事，原来，徐家已饥荒了，家里啥也没有，徐婶刚生产。为了保命，她男人去偷生产队的粮库，被父亲发现了。他交代，如果没有吃的拿回家，妻子和婴儿只有饿死。

父亲从家里提了20斤玉米面给他。

玉米面不是营养品，而大豆却是营养品。饥饿年代，父亲私下把集体的黄豆出了一升给徐婶家，但他不讲出来，只能让自己蒙冤受屈。

这个冤案，父亲去世后也未平反。

父亲蒙受第二桩“冤案”时，我已在读小学高年级。

那年代，“农业学大寨”红红火火，我们黑水凼这带，要建成“条田机耕新农庄，沟端路直树成行”。为此，大队决定改造黑水凼沟，把弯去弯来母亲河赵家沟拉直。父亲坚决反对，他说，看似节约了土地，其实并不有利。因为每年夏天都要下暴雨，涨洪水，因为有河湾，水的冲击力减弱，才保护了田地庄稼。

但是，没有人听父亲的。

父亲在老农民之间反复宣传，最后大队民兵连长听烦了，把父亲抓到公社去办“学习班”，就是变相地拘留。不但不记工分，还要自带口粮。如果运气不好，还可能受到打骂。

父亲一语成谶。第二年夏天，新修的沟，被水冲垮了三分之二，河水自动回到老河沟，新改出的田地被毁掉。

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更没有一个人对父亲道歉，父亲也没有吱过一声。

父亲晚年时，喜欢和我摆龙门阵。

我曾经问过，为啥当时明知反对不了改河道，而坚决反对呢？白白受那么多冤屈？

父亲说，农民最玩不起花架子，在土地河沟面前，只有尊重。你越尊重她，她越回报你，长出多的粮食，吃得饱肚子；你玩弄她，她会报复你，让人们饿肚子。和饿肚子比较，受点冤枉又算啥呢？

父亲的教诲，让我一生受益。一是做人要善良，二是做事要实在，不玩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