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被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贺起义的最后决心”。
南昌起义后,高语罕任革命委员会秘书,起草了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并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后奉周恩来之命赴香港,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联系未果后,隐居在澳门的高语罕向中共中央写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
隐居期间,高语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认为潜心研究学术对革命党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1931年,高语罕开始译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这本书是黑格尔著作在国内的第一本译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抗日协会,并主编《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他常在沪渝蓉等地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表达对时局的意见,极力坚定当局抗战决心与信念,“一心一意欲对抗战致其绵力”。抗战胜利后,他的《九死一生记》刊载,记录了其在“革命大潮中滚来滚去的一点一滴。”
1947春,高语罕病逝于南京。综观他的一生,青年时期投身革命,是中共早期建党建团建军的亲历者,见证了党内许多重大事件;始终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誉为“中国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第一人”;性格刚毅,无数次的挫折之下,政治信仰始终未曾改变。他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