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被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贺起义的最后决心”。

南昌起义后，高语罕任革命委员会秘书，起草了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并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后奉周恩来之命赴香港，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联系未果后，隐居在澳门的高语罕向中共中央写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

隐居期间，高语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认为潜心研究学术对革命党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1931年，高语罕开始译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这本书是黑格尔著作在国内的第一本译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抗日协会，并主编《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他常在沪渝蓉等地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表达对时局的意见，极力坚定当局抗战决心与信念，“一心一意欲对抗战致其绵力”。抗战胜利后，他的《九死一生记》刊载，记录了其在“革命大潮中滚来滚去的一点一滴。”

1947春，高语罕病逝于南京。综观他的一生，青年时期投身革命，是中共早期建党建团建军的亲历者，见证了党内许多重大事件；始终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誉为“中国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第一人”；性格刚毅，无数次的挫折之下，政治信仰始终未曾改变。他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篇章。